苦难中成长，温情中和解

来源：世界儿童文学网　　作者：卞慧敏

——论荆歌的三部父爱型儿童小说
卞慧敏

　　摘要：荆歌《诗巷不忧伤》《小米兰》《芳邻》三部长篇小说属于儿童文学中的“父爱型”小说，小说没有让小主人公在面对困难时选择逃避，而是让他们通过精神或肉体出走来反抗现实之后重新直面现实世界，度过生命中弯曲的节点，最终完成与自我的和解。苦难是儿童成长的底色，小主人公们更多的是在承受生活的残酷，但同辈人、老师、邻居这三种生活温情的来源又给了他们另一种安抚，从儿童世界中原生出来的诗意更是帮他们在面对苦难时实现与自我的和解。
　　关键词：荆歌；父爱型儿童小说；成长叙事；苦难主题；出走情结
　　
　　2019年是荆歌儿童文学创作收获颇丰的一年，《诗巷不忧伤》《小米兰》《芳邻》三部长篇小说相继出版，这是荆歌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全面探索与整体尝试。通常，儿童文学作品中除了展示童话式的温情，也会聚焦儿童成长中面临的苦难，并通过对苦难的超越叙述实现儿童小说的教育作用。曹文轩《青铜葵花》较为典型：葵花失去父亲后被一户农村人收养，失去原生家庭的苦难与获得新家庭的温暖，悲情与柔情共同出现在葵花的童年生活中，即伤害了她也治愈了她。荆歌的三部儿童小说中的小主人公们在成长之路上历尽心酸，生活赋予他们的苦难大多数时候只能由他们自己默默承受，而来自身边人的爱和温情最终帮助他们克服曾经分裂的自我认同而走向成熟的少年。从童年末期到少年初期，是这三部小说设定的人物成长共同的背景，其核心过程是儿童的自我身份认同在家庭破碎过程中产生分裂，并进而在生活环境中的爱与温情催化下重新恢复到一定程度，最终达成自我和解。此种处境中的儿童人物形象面临的生活苦难和内在分裂是这类小说最重要的叙事动力，而对其进行不断超越则体现出荆歌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聚焦的人性力量和儿童的诗性本质，是儿童走出苦难、获得成长的核心动力。
　　著名学者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中把儿童文学的主题分为三类——爱的母题、自然的母题、顽童的母题，其中爱的母题又分为母爱和父爱，而“父爱型”作品的最大特征就是直面人生。①《诗巷不忧伤》中的易凡面临父母离婚、父亲出走的复杂局面，最终在来自其他途径的爱与温情中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小米兰》中的葛善面临着儿童成长中普遍存在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外力的帮助下逐渐完成自我认同的重新恢复；《芳邻》中的义冬在童年时期就失去了母亲，又长期被爸爸家暴，但他也从梁阿姨那里找到了被爱、被关怀的感觉从而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在情节模式、叙事结构、人物性格、语言色彩等方面，三部小说都属于“父爱型”主题，都让主人公完成了突破自我的成长过程。苦难书写是荆歌儿童小说的呈现方式，但书写苦难的目的是要让儿童作为儿童存在，表现出这个年龄阶段任性、叛逆、纯真、笨拙面对生活的常态，呈现他们在这个过程不断实现自我与父母、与生活、与世界的和解过程。

一、叙事起点：认同危机

　　父爱与母爱虽然本质相同，但其表达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父爱严厉、母爱温柔，这也是父爱型小说为什么以孩子在苦难中成长为核心情节的主要原因。儿童的生活环境单一、人际关系单纯，他们的成长空间限制在家庭、学校之间，这种特点对儿童成长起到决定性作用，影响孩子的未来。《诗巷不忧伤》中，紧紧围绕在李易凡周围的是急躁的妈妈、软弱的爸爸，他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与传统意义上慈母严父的定位相反，是妈妈、而不是爸爸经常动手打他，这种身份与角色的双重错位为后来李易凡亲生父亲的出现埋下伏笔。小说开始时，李易凡有完整的父爱、母爱，可往事揭晓，李易凡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他的父亲变成了素未谋面的汤致远。这是李易凡苦难的开始，也是“父爱型”小说最高潮的部分，得知真相并被要求改名字的易凡产生了自我认同危机：“他不想改名字，他叫易凡，谁是李易凡？那是另外一个人，他不叫李易凡。”②家庭变故让易凡突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在，多年的身份变成了谎言，那么他到底是谁？易凡？还是李易凡？《芳邻》里的义冬多次被爸爸家暴、妈妈又与人私通死去，这样的遭遇让他经常质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生了他却不好好养他”。③《小米兰》里的葛善在爸爸冤枉他、并禁止他进小米兰文工团后做了爸爸拿斧头砍他的梦。童年的苦难不仅让孩子在情感和心灵上受伤，还会让他们陷入自我怀疑，他们一直以来以父母的儿子、老师的学生等身份存在，而这个身份受到威胁之后，他们就会产生恐慌，自我认知也会产生动摇。易凡、义冬、葛善正是在一次次的苦难中完成了自我的成长和蜕变，从逃避苦难到直面苦难再到成长，正是“父爱型”小说的常见叙事形态。
　　三个小主人公的自我认知不断变化，自我信念在一次次动摇后逐渐稳定。易凡最后得出结论，他不要做李易凡，他仍然要做易凡。易凡的名字和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可他内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认准了自己的定位，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方式和身份认同，完成了苦难的应对和自我的蜕变。义冬忍受痛苦和孤独，不断被毒打，甚至已经体会不到疼痛，挨打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梁阿姨温柔、体贴，可承认她是后妈又会让义冬尴尬，义冬面临两难的选择，但他内心已经接受了梁阿姨，梁阿姨的出现对义冬来说是真正的转折，她填补了义冬亲情的缺失，使他体会到被喜欢、被肯定的感觉，找到家庭和自己的意义，完成了感情上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肯定。儿童时期的苦难对他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诗巷不忧伤》里这样写道：“人的身体上，因为各种原因，一不小心就留下了疤。那是伤口的愈合，那是痛的印记。”④这个疤不仅是身体上的疤，也是心理上的疤，易凡、义冬虽然完成了信念的转变，但疤已经留下、会永远存在，会不断提醒他们那段痛苦回忆的存在。
　　“父爱型”儿童小说以苦难为底色，让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一次次挫折中成长、蜕变。义冬在经历了母亲的死之后不断自我疗治，克服心理上的尴尬彻底接受梁阿姨；易凡与新的爸爸、与自己的内心达成和解；葛善在如愿加入小米兰合唱团之后对做校长的父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三部小说让儿童在苦难中完成成长，完成对童年生活的情感拼图，也完成对少年时代的隆重揭幕。苦难推动孩子成长，迫使他们从单纯的梦境童年跳到残酷的少年世界，并勇敢接受、战胜这个世界，这正是“父爱型”儿童小说的常见模式，也是这三部小说最核心的叙事动力。三部小说在描写苦难时没有一味沉浸其中，而是把主人公自我的抗衡、外界的温情、诗意的童心交融在一起，不让小说流于痛苦泛滥。这是荆歌儿童小说的最大特色，也是这三部长篇小说的魅力所在。通过苦难叙事，三部小说形成了感伤而不悲伤、忧愁而不激愤、诗化而不幼稚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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