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成长，温情中和解

来源：世界儿童文学网　　作者：卞慧敏

二、反抗途径：身心出走

　　衡量“父爱型”作品现实性因素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小读者顺利地度过自己未来的“分裂时期”。三部小说中，儿童主人公在面对现实苦难时，经常以肉体或精神的出走来与世界相对抗、与困境相对抗、与自我相对抗，这是儿童独立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儿童成长中一个重要的“节”：“孩子的成长有一个‘节’，他们的成长不是直线向前伸展的，由于经验的积累，会突然发生变化，会急速上升，这就是成长的‘节’。”⑤这个“节”是儿童成长的必经过程。
　　《诗巷不忧伤》里易凡亲生的爸爸汤致远要来家里，为了躲避与其相认，他拉上自己最好的朋友颜文军离家出走。易凡用这种方式逃避与汤致远的相认，是用肉体出走的方式与现实生活做抗衡，他无法接受自己的亲生爸爸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人。易凡克服不了自己心理上的恐惧，那个一直包容自己的爸爸走了，他的缺失让易凡陷入到自我怀疑和情感挫折之中，于是他选择出走来逃避，这是儿童成长中的非直线部分，易凡以出走的方式对抗苦难，对抗自己生活中的突变，这是幼小的主人公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他想逃离家庭的庇护，自己独立，所以他在逃跑到运河边上时跟颜文军说：“我就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可以挣钱养活自己”。⑥易凡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于是想用独立来避免生活剧变，他的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在寻找与自己妥协的方式。易凡这种独立处理问题的情节突出了荆歌的“父爱型”儿童小说传达的一种观念：儿童需要自己面对苦难，自己成长。
　　相比于肉体出走，精神出走好像不动声色，但其实在表面沉默的背后潜伏着声势浩大的反抗。这三个主人公之中，葛善其实是最幸福的，他有正常的家庭、不会家暴的爸爸和温柔的妈妈，所以葛善生活中的痛苦代表了更大一部分儿童的成长经历，他们成长的路上也会遇到大人施加于他们的委屈、专断和怀疑。在面对委屈时，葛善更多的是选择自我安慰，“我一听就来气了，狠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头，好像舌头痛就是爸爸痛一样”，⑦自欺欺人式的安慰是儿童反抗大人最有效的方式。戚江、包世民打架把葛善的口琴压坏，葛善气急之下与戚江发生扭打，导致原本已同意葛善参加小米兰文工团的校长爸爸就取消了他的资格。爸爸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取消资格的做法，让他委屈又伤心，口琴遍体鳞伤，葛善的心也随之遍体鳞伤。为了对抗无力改变的现实，葛善的精神出走了，他梦见自己吃了一筐兔子，爸爸拿刀要劈了他。在葛善出走的精神里，爸爸变成了真正的刽子手、残忍的施暴者，小孩无法与大人争执，但被冤枉的情绪伤痛在葛善心理难以痊愈。葛善的精神第二次出走，他幻想出来另一个“我”，这个“我”认真听着葛善唱歌，“我”理解葛善，能够看到葛善的忧伤，这个幻想出来的“我”填补了他的感情缺失。童年的苦难会对孩子造成不可破灭的精神创伤，这也是儿童在成长中需要度过的“节”，当这种苦难无法彻底解决时，他们的精神就会投射出另一个自我，两个自我互相理解、安抚。另一个人物形象义冬则成长在父亲的暴打和母亲的隐忍之下，长时间被施虐，义冬养成了自我安慰的习惯，爸爸打他，他不哭，只是感觉有点痛，肉体上的痛忍一下就过去了，可精神上的痛一直被义冬压抑在自己的身体里。义冬精神出走幻想出来另一个“我”，他在镜子里看到另一个“我”在哭，在替自己完成发泄，而义冬也在“我”的安慰下一次次挺了过去。
　　易凡选择肉体出走、葛善和义冬选择精神出走，但他们都是为了自己能够直面苦难，实现自我和解，而这个过程也是他们曲线成长的过程，儿童的身心出走在三部小说中都为主人公的成长做了很好的铺垫。易凡选择肉体出走是因为他面临的问题更加急迫，精神出走已不能解决，但易凡选择肉体出走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想要独立，摆脱对家庭的依赖，这样他就能按自己的意愿决定谁做自己的爸爸。《小米兰》里的卢全观也因受到爸爸的误解和家暴选择离家出走，虽然他只是躲在了自己家的天窗上，但他达到了让爸爸意识到错误的效果。对于孩子来说，不能说服家长，不能对抗家长，就只能用出走的方式引起注意，并促使家长反省。但作者并没有提倡离家出走，他们都因出走付出了代价：卢全观被罚写检查；颜文军因这次出走被车撞倒。葛善、义冬的精神出走带有更多的隐忍之痛，葛善无力抵抗的权威、义冬习以为常的家暴，都决定了他们面对的苦难只能自我和解。精神的出走是更内在且持续的缓解方式，是儿童在父母权威下无力反抗而只能自己抚慰自己的方式，因为无法得到别人的理解，只能让另一个“我”看到内心的委屈和忧伤，所以这种沉默的精神出走更渴望亲情的填补和关注。虽然小主人公们都通过精神出走完成了自我和解，实现了成长和蜕变，但通过小说中父母态度的转变可以知道，只有得到父母真正的尊重，儿童才能具有独立意识，从而更好地成长。
　　别林斯基认为：“幼年之后是青年时期，也就是向成年过渡的时期”，这种过渡往往总是分裂、不调和，因而也是犯罪的时期。⑧身心出走是很多儿童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节，在荆歌的“父爱型”小说中更是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能够体现出他对儿童个体及其独立意识的看重于探索。肉体和精神的出走，是儿童面对苦难时做出的防御措施，他们用这种方式对抗无力改变的现实，并在对抗中与焦灼、痛苦的内心世界达成和解。出走也是他们内心挣扎的显性和隐性表现，这种挣扎得到释放后，无论出走的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度过了童年的关键节点，完成了新一阶段的成长，并最终度过“分裂时期”。“分裂时期”是儿童自我抉择的重要阶段，出走则是这个时期最有反抗意味的举动，荆歌的儿童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出走情节证明了儿童独立意识的强大，“父爱型”小说把儿童当做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与样本，通过他们的内心世界从完整到分裂再到重归完整的过程全景式地展现儿童向少年蜕变过程中所需要的艰辛、曲折与无辜。三部小说提出的社会命题与心理图景具有强烈的典型意义和社会意义，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价值超出了艺术层面的审美体验，对当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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