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儿童文学网  作者:王泉滔

  第18章
   
   这次到泉河大闸采风,第二天我又回老家一趟,我把在泉河大闸周围拍摄的照片拿给父亲和母亲看。父亲问我去干啥了?我没有撒谎,也没必要撒谎,说我小时候在那玩过,想去看看。父亲指着泉河大闸说:
   “这个闸,好像和七四年修的闸不一样。”
   我说:
   “七四年修的闸毁掉了,这是近几年重新修建的大闸。”
   父亲说:
   “为什么毁掉了?”
   我说:
   “不知道,估计落后了,赶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父亲听了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父亲问:
   “河北岸的一棵柏树还在不在?”
   这个父亲真是问住了我,我小时候没有到北岸过,对柏树没有印象。我说:
   “不知道。”
   我又问:
   “那年给我送黄瓜的人是李坟的还是路庄的?”
   父亲说:
   “是李坟的。那人很好,待人很亲热。七五年发大水,我去救灾,特意到他家看过,他家没有进水,他给我冲了一碗红糖茶,里面卧了几个鸡蛋,我把茶喝了,鸡蛋给他们留下了。”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我真的把他的名字忘记了,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要是在的话,估计也七十多了。”
   父亲说话的口气,显然对自己忘记这人的名字有些内疚。
   泉河大闸接近竣工,父亲就被公社招了回来,安排在卫生院工作,他很高兴,拿村民的话说,他是“公家人”了。过了一年半载,父亲由药剂室调到一线,搞防疫。搞防疫要到处奔波、走访、取样,工作很累很苦,收入又低,就是到了新世纪,坊间也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远看收破烂的,近看防疫站的。”是说防疫站人穿戴不光鲜,但工作很辛苦,更何况基层的防疫工作者呢?有时工作大检查,需要全县参观学习,卫生院特意给父亲配置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在我的记忆账簿里不次于泉河大闸的烙印。
   这辆自行车是“东方红牌”的,除了扶把、圈条、按铃是锃明瓦亮的,通体漆黑,大架子,有大梁,有支架,大梁和斜杠组成的三角形空间里还系着一个三角形的花布袋,是父亲装文件用的。自行车属公家所有,父亲用,每月补助6元钱,算是修理自行车的贴补,用不完的钱是自己的,多了自己掏腰包。他很高兴,因为他又能当“医生”为人看病了。父亲的同学缺了手,向父亲来借钱,一个借给四十五元,一个借给九十元。要知道那时父亲月工资才二十九点五元,至今都没还。平时说闲话,偶扯到此,父亲大多是一笑了之,有时也会笑着说:
   “都是老同学,怎好意思要,估计是忘了。没忘,一定会还的,我了解他俩的性格。”
    那时交通工具甚不发达,乡下自行车是最具有优势的交通工具。这辆“东方红牌”自行车和父亲一道走遍了全县的各个公社,后来公家低价撅给父亲,属于我家所有,我上学骑过,我的堂弟骑过,叔姑骑过,很多人都骑过。自行车可谓对我家立下汗马功劳。
   父亲和各公社卫生院的同行到各家卫生院参观开会,远的有一百多里,都是披星戴月去,戴月披星回,早出晚归成了父亲的习惯。父亲说,有时回来已是夜里十一点多,自己一人过沙颍河,走在黑糊隆咚的旷野上,心理没有觉得有丝毫的害怕,也没有见过人讲的稀奇古怪的“鬼”。
   钩虫病防疫普查,需要把全公社的人的大便收集起来,用纸做的小袋装好、封闭好,写上地址、人名,交到防疫站一个一个地检查,父亲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没有出过一个差错。那一年,某公社出现二号传染病,父亲和他的同道们一起战斗在疫区,一月没有回过家门。
   前文说过,我是个不聪明的人,凡事迷瞪,不开窍,好像上四五年级了,我的作文写得一塌糊涂,只言片语,枣核截板——没几“锯”(句)。语文老师多次批评指导我,好像得到过同学们善意的嘲讽,也好像在讲台上老师把我的作文当作“反面教材”一字一句地读过。我至今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那时这么笨?老师的指导说教,对我来说就是对着榆木疙瘩讲佛经,任你谆谆教诲,我是一窍不通,当然也没有多少羞耻的心理。
   有天晚自习放学回家,同学们跟在老师身后边,听老师讲东说西,说着就说到班级里谁谁学习好,谁谁作文棒,很快就讲到我。老师对我说:
   “你大在公社卫生院工作,经常到县城开会,让他给你买本示范作文书,你常读读,很快就找到写作文的窍门。”
   过了几天,父亲回家,我把老师说的话向他复述了一遍,父亲毫不犹豫地说:
   “好,明天就去。”
   父亲骑着他的自行车,我坐在前杠上,好像是春夏之交的时节,气温很适宜,一路风光无限好,很快就到了县城。心中的县城和见到的县城,而今在我心目中久远了,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如果说去泉河大闸在县城坐客车是第一次到县城,这次应该是第二次了。
   第二次到县城也给我留下两点模糊的印象:剧院和书店。
   先说剧院。后来我到县城上高中,才知道这个剧院就是“工农兵电影院”,坐落在县府街偏西则个,是当时最阔绰的电影院,今天已被经济大潮淹没在花花绿绿的商店中了。父亲把车寄存好,又到售票窗前买票,剪了票,进了电影院,我俩好像坐在偏后排的位子,因为座位很高距离舞台较远,演了很多节目,至今我就记住两个。一个是相声,两个人站在舞台中央,面前放着扩音器,两个演员嘚啵嘚啵说相声,台下的观众笑声不多,和父亲紧挨着的人说:“这两个相声演员说得不好,没有多少笑声。”父亲说:“是的,没有笑点。”我估计也没有笑,因为我的语文差,对老师讲解的课文都一知半解,更何况这幽默诙谐的艺术呢?另一个是一折戏曲,一人唱着跑着,一手拿个红缨枪,一手拿个带缨子的棍。枪我知道,带红缨子的棍不知道是啥,我问父亲?父亲说是骑的马。我问马怎么是个棍?父亲说,马鞭子代表骑的马。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戏曲的道具。
   再说书店。后来我到县城上高中,才知道书店就是“百货商场”,坐落在西关十字街处,是当时县城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商场,卖啥的都有。至今仍在,不过没有售书的了,售书专门有新华书店,可里一些。那时百货商场一楼摆设的啥,我记不住一丁点了。父亲带我到了二楼。二楼的摆设我只记住一点,靠近窗户处是一溜柜台,柜台不大,约有两三米长,透明的玻璃镶嵌在漆有橘红色的木架上。柜台里边站着一位营业员,女的,很年轻,长发头,很漂亮,笑盈盈地问买啥书?父亲说,买作文书。营业员说,“作文书没有”。父亲让我挑选,我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自己作文都写不成囫囵句,除了课文里面的几篇文章,谁知道外边的世界是啥?我看有本书的封皮怪花,就隔着玻璃指着说:
   “就要这本。”
   这是本小说,书名叫《风扫残云》。买了书,父亲又给我买了好吃的就带着我回家来了。那时没有柏油马路,都是土路,由于人走得多,路面除了尘土多些,倒很平整。回家的路有两条,一条南路,一条北路,北路近些,父亲选择走北路。北路要路过两个集市,尽管小,仍是当地人买卖商品集散的主要地方。北杨集我经常路过,因为每次走姥姥家是必经之地,魏桥集我是第一次路过。
   好像赶了一趟县城回来,脑子开了一点窍,记忆突然清晰了许多。
   魏桥集不是公社政府所在地,比着北杨集小得多,但在我眼里已经很大了。路过魏桥集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其中有两个记忆深刻的镜头。一个是集头的闸,绝没有泉河大闸大。父亲停下车,靠在护栏前,让我看闸。我说,没有泉河的闸大,和村头的闸差不多。一个是供销社。因为是下午,又不逢集,街面上没有人。父亲把我抱下车,我径直向供销社跑去。
   供销社很大,是个平顶青砖房,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柜台也比县城卖书的柜台长,卖的东西也多,三四位营业员笑眯眯地站在里面和我打招呼。父亲给我买了一个万花筒,扭动旋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世界风景。走出供销社回头一看,前墙高处写着一行字,我认不全,问父亲是啥字?父亲说: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从泉河大闸回家,没能给小伙伴们带回小人书,这次却给他们带来了“万花筒”,我们一起挤在墙角争先恐后地看着里面的千姿百态,想着大千世界。
   过了很久,有天中午放学回家,父亲在院子里劈劈柴,褂子撂在一边,头上出了很多汗水,他看我回来,笑着说:“放学了?”母亲从灶屋里出来,淡淡地说:“你大不在卫生院干了,回来干农活了。”我问为啥?母亲说:“卫生院要减员,你大不是商品粮。”我听了母亲的话,好像有太多太深的感伤,觉得我家没有了收入,我也没有好吃的了。父亲也好像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不会缺了你的学费和吃的。”
   父亲被减员回家刚十来天,我家来了一位客人,听母亲说是卫生院的领导,让父亲回卫生院继续工作。父亲又回到他钟爱的单位去上班了,家人都非常高兴。
   魏桥集是我来往家走北路的必经之地,儿时的这个水闸和供销社今天仍在,每次回家路过,都要瞩目几眼。
   《风扫残云》大概讲的是“剿匪”的故事,我没有看完,约看了十分之一的章节就撂下了,原因是我看不懂,后来不知丢弃哪里了。一直到了我进入县人民医院工作,有一天我到一同事家,他家正装修房屋,书籍散落一地,眼前突然一亮:《风扫残云》。我慌忙拿起说:“我对这本书情有独钟,可惜没有看完。”同事说:“拿去看吧。”
   我真的把这本我人生第一次买的小说重新看了一遍,掩卷沉思,复回到少年,我和小伙伴一同相助爬到村头的水闸上看这本小说的情景。
   村头的水闸仍在,只是沧桑了许多。我想让它永远留下来,成为后人的“古建筑”,即便再破旧些,更诠释了它经历的风霜雪雨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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