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大雪纷飞，桨声欸乃。姜夔乘船返湖州，一路歌姬相伴，心情大好，写了十几首诗，其中一首《过垂虹》，使他名声大噪，后来也羡煞天下士子。这四句诗是:
自作新词韵最娇，
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四桥。
一个大人物的青睐与厚待，把姜夔落榜举子的灰暗人生一下推到了辉煌的顶峰。
才、学、识
总结姜夔前半生事业成功的原因，除了时代、机缘、机遇，剩下的就是三个字:才、学、识。这三者，构成他作为一个草根文人能名满天下并最终成为文坛巨匠的实力基础。
广义的“才”，就艺术领域而言，指的是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的基础是学和识。没有学(广泛的知识摄入)，难有识(卓越的见识看法)，也就无法支撑起所谓的才——全面的综合创造能力。这里，学、识、才是递进的，互相涵育、关联、支撑。
狭义的“才”，指的是艺术思维的高度敏感性及其付诸实践、创造艺术作品的能力。正如法国雕塑家罗丹所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罗丹艺术论》)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首先在于他有一双和常人不同的眼睛，他能够在常人视而不见的地方看到大千世界的真如，看到暗藏的生命、力量和美。如郑板桥画竹，“眼中之竹”有了，通过高超的技艺，把促发“胸中勃勃遂有画意”的“胸中之竹”画出来，然后创造“手中之竹”，完成艺术创造。这里有才、有识、有学、有技，能把石头、泥土、草木鱼虫，甚至蜘蛛、老鼠、牛粪转换为视觉审美意象、变成艺术作品，这就是艺术家。
说到“才”——姜夔的诗人和艺术家独特气质的形成，除了天地合精、自然性分的不可知因素，破落家庭的出身，是赋予他善感细腻执着的艺术家性格的重要因素。先祖的辉煌和现实的黯淡的巨大反差，使他内心时时感到刺痛，而他又不甘沉沦。这是他能够以独特眼光看世界，在豪放派、婉约派双峰并峙的宋代词坛另辟蹊径，开创“清空词派”的深层心理动力来源。
其次“学”。“门荫世代延，玉堂繁花开”，是所有仕宦家族的梦想。因此督促子弟焚膏继晷、勤奋向学，保持家风不坠，是仕宦家庭的坚守。从姜夔的诗词看，无论《诗经》、楚骚、汉赋，还是晋唐风雅，他一定从小就浸润其中。这可以说是家族遗泽。
再说到“识”。一个诗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先天后天，成因复杂。姜夔的幸运，是天地造化赋予他一个敢于独立思考的头脑，这使他在南宋文坛群雄并峙的格局下，有足够的思想力，别开户牖，闯出一条自己的艺术新路。
诗是姜夔最自信的艺术。在其诗论中，可以看到他的艺术主张:不蹈袭、不模仿。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中，他提出，诗是天籁，没有固定格式，“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在《白石道人诗说》中他说:“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模仿者语虽似之，韵亦无矣。”
最凸显他理论高度的是他的这一段有点像绕口令的诗论:
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求与古人合。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彼惟有见乎诗也，故向也求与古人合，今也求与古人异;及其无见乎诗已，故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其来如风，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苏子所谓“不能不为”者乎。
历经唐末五代之乱，宋代文坛一直流行两种思潮，一种主张复古，一种主张开新。复古者求道统延续，强调文脉传承，历史不能断线;开新者求道统拓展，标举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宗旨，认为一代要有一代之文，力避蹈袭，不落窠臼。
在求开新的这一群体中，又有人主张借用沿袭，化古为新。如黄庭坚倡导的所谓“夺胎换骨”“点石成金”法——“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洪《冷斋夜话》)，意古语新，或语古而意新。这实质上是一种旧瓶装新酒、旧酒装新瓶的经典游戏。另一主张是目空万古，独造为新。苏轼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他的理念是，文学当“有为而作”，“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强调“我书意造本无法”，“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他认为在精研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创作者可以无拘绳墨，从心所欲，自由地进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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