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的“壬寅宫变”,就是“红丸案”的开幕。这是历史上一起罕见的宫女起义。当时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为求长生不老药,命方士炼丹。这“红丸”制法很特别: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或银的器皿内,还须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连煮七次,浓缩为浆。再加上乳香、辰砂、松脂等拌匀,以火提炼,最后炼蜜为丸,药成。当时皇帝迷信,认为未有经历人事的宫女的月经可保长生不老,因此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并命方士利用她们的处女月经来制丹药。另外,为保持宫女的洁净,宫女们只能吃桑、饮露水。所以,被征召的宫女都不堪苦痛。
据《明实录》载,嘉靖年间,为了配制“红丸”,前后共选少女1080人。嘉靖二十六年的二月,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300人入宫,三十一年十二月又选300人,三十四年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者160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20余人,四十三年正月选宫女300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都成了嘉靖皇帝制药后的“药渣”了。
结果,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决定起义。她们趁嘉靖帝熟睡之时,用麻绳希望勒毙他。谁知在慌乱之下,宫女们将麻绳打成死结,结果只令嘉靖帝吓昏,而未有毙命。由于此事发生在嘉靖壬寅年(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所以后世史学家称之为“壬寅宫变”。
明朝皇帝的寝宫是紫禁城内的乾清宫。除了皇帝和皇后,其余人都不可以在此居住,妃嫔们也只是按次序进御,除非皇帝允许久住,否则当夜就要离开。嘉靖年间的乾清宫,暖阁设在后面,共9间。每间分上下两层,各有楼梯相通。每间设床3张,或在上,或在下,共有27个床位,皇上可以从中任选一张居住。因而,皇上睡在哪里,谁也不能知道。这种设置使皇上的安全大大加强了。
但是,尽管如此,仍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值得人们深思。
明末历史学家谈迁对此案的看法为“深闺燕闲,不过衔昭阳日影之怨”,说成是一个妇人争风吃醋的结果,估计这种说法有点牵强。不是嘉靖把宫女们逼到绝路上,戒备森严的皇宫中也不会有宫女意欲谋杀皇帝。
深受这种“红丸”其害的还有另外一个皇帝。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13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即位前的几十年中,他孤僻、压抑,遂沉湎酒色,恣情纵欲,这无疑影响 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朱常洛即位后,颇具心计的郑贵妃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贪于酒色的泰昌帝纳8姬后,本已虚弱的身体,不几日更是“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
“红丸”本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当年道士陶仲文因献“红丸”有功,受宠于嘉靖皇帝,一跃而成为朝廷显贵。朱常洛身体本不强健,此番又与这些女人淫乐,可他并不节制自己,一天夜里,为了寻求刺激,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狂躁不已,狂笑不止,精神极度亢奋。此时,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他本应用培元固本之药,却反用去热通利之药,使泰昌帝腹泻不止,委顿不堪。重臣杨涟上书,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崔文升反驳说并非误用,而是皇帝用了 “红丸”造成病重。
病危之中的朱常洛,仍不忘服用“红丸”,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进了颗红色丸药,朱常洛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进饮食。晚上,朱常洛又要求再服一丸,李可灼又进了一颗红色丸药。结果,不大一会儿,皇上就手捂心口,瞪着两眼,挣扎几下,一命呜呼了。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所谓“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钊;崔文升之泄不逮,则促以李可灼之丸”,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继泰昌帝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没有尽力阻止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除了春药、房中术之外,还有春宫图,春宫图是描绘男女性爱生活、特别是各种性交姿态的图画,由于它最初产生于帝王的宫室,描写春宵宫闱之事,所以称为春宫。
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中有一段阐述了春宫画的起源:
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姐妹饮,令仰视画。及齐后废帝于潘妃诸阁壁,图男女私亵之状。至隋炀帝乌铜屏,白昼与宫人戏,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镜殿”成,刘仁轨惊下殿,谓一时乃有数天子。至武后时,遂用(镜殿)以宣淫。
其实,春宫图并不是以宣淫为目的,而是具有激发性欲的功能。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觉器官实现性刺激。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起到性教育的功能,即作为性学书籍的插图来昭示人们。在汉时以春宫画给新娘做嫁妆,以指导夫妻性生活,这被称为“女儿图”、“枕边书”或“嫁妆画”,这在后世的民间也有流传。另外,古时候,人们还认为春宫图有辟邪的功能,就跟“避火图”的功能差不多。很明显,后人不能狭隘地理解春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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