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秀英、李瑞兰、潘巧云、刘夫人四个女人的非正常死亡可以看出,人的一生其实是充满了选择的过程,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稍有不慎,相对于社会来说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生活是一本大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页。如何书写,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个人的创造性选择。亭长刘邦看见秦始皇的车队,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是焉。”他选择了争夺,最后成功了;农民陈胜受不了秦始皇的###,很有志气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选择了抗争,最后却失败了。如果对生活的选择没有智慧,有时候足迹里就会印满了毁灭。
李师师是天下第一“二奶”,做成了徽宗招安的大项目,还赚了宋江不少银子,可谓名利双收;阎婆惜是宋江的“二奶”,严重“渎职”不说,还妄想敲诈一笔,最后赔了贞节又折头。和李师师、阎婆惜一样,白秀英也是京城里的人,同样选择了做“二奶”。
“ 色艺双绝”的白秀英傍的是郓城的知县。这个女子很有经济头脑,她依仗知县的势力,在县城里开勾栏。对于白秀英的身份,刚刚出差回来的郓城都头雷横并不知情。白秀英表演完后就去收费,坐在包厢里的雷横却没钱付,冲突由此而起。估计负责全县治安工作的雷横,在自己的辖区内并没有带钱的习惯。但他如果知道白秀英是自己顶头上司的“二奶”,很可能表示一下歉意,写个欠条也就拉倒了。问题出在白秀英身上,她仗着和知县的关系,与父亲白玉乔一起,教训雷横这个小县城的土包子,“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什么”,一副歧视农民的小市民嘴脸。当旁观者告诉她这是县里的都头时,白氏父女根本不把雷横放在眼里。白玉乔还取笑雷横“只怕是驴筋头”。雷横在本县地面上哪受过这种气?便把白玉乔打了一拳,踢了一脚。气急败坏的白秀英坐上轿子,就去知县那里吹枕边风。在知县眼里,雷横的地位根本不如自己的“二奶”。他依据律法程序让白秀英写了状子,立即把雷横当做扰乱社会治安的典型拿下,枷在勾栏门前示众,来个杀鸡给猴看,给自己的“二奶”在当地树立权威。
一旦靠上了权力的大树,心灵就会如同藤蔓一样扭曲。白秀英显然把自己的身份,切换成了“常务副知县”。她逼迫雷横的同事对雷横刑杖伺候,否则“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在权力的庇护下,娼妓成了执法者,连雷母对律法的异化,都看得清清楚楚:“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 能把做步兵都头的儿子摆平,白秀英更不把手无缚鸡之力的雷母当根葱,当众把她一顿痛打。雷横是个大孝子,眼看老母受此凌辱,一枷打死了白秀英。如果说“二奶”阎婆惜死在了“傻”字上,“二奶”白秀英显然死在了“狂”字上。作为势利寄生虫的“二奶”,居然走到了行使权力与律法的前台。她有如此下场,无疑是“ 自作孽”的结果。
李瑞兰是东平府人氏,专职从事卖淫工作。宋江去东平府抢粮食时,史进考虑到自己曾和她有过鱼水之欢,就想躲到她家里,里应外合为梁山立点功劳。李瑞兰虽然身在妓院,但对时事却了如指掌。史进落草、宋江抢粮这些事情,她都一清二楚。吴用听说史进跑到李瑞兰那里做卧底,立即知道 “此人今去,必然吃亏”。吴用的说法是,娼妓“得便熟闲,迎新送旧,陷了多少才人。更兼水性,无定准之意,纵有恩情,也难出虔婆之手”。难怪吴用埋怨,在对社会的了解上,宋江、史进都欠火候。果然不出所料,收了史进钱后的李瑞兰,企图来个名利双收,挣个“首告”的功劳。她和虔婆设局稳住了史进,然后报了官府,史进被逮捕归案。
应该说,李瑞兰收了史进的钱,又告史进的密,在道德上是有欠缺的。不过娼妓如果讲道德就不是娼妓了,就像虔婆说的:“ 这行院人家,坑了千千万万的人,岂止他一个。”在告发史进 的问题上,李瑞兰并没有做错。在律法制度下,史进是造反的草寇,作为一个公民,她有权利和义务对草寇史进实施举报。即使从“他做了歹人,倘或事发,不是耍处”的自我保护角度出发,李瑞兰的告官也是天经地义。但李瑞兰在官府保护百姓能力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她本人对“这两日街上乱哄哄地说宋江要来打城借粮”的严峻形势非常清楚,但却忽视了梁山的实力。妓院里的老伯看得很明白:“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无有不破。”
在宋徽宗治下的灰社会状态里,官府已经失去了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能力。但李瑞兰并没有听从老伯的劝告,而是将史进弄进了大牢。结果当然很明显,城破之日也就是李瑞兰丧命之时。史进带人去李瑞兰家,报复性地将“一门大小,碎尸万段”。李瑞兰的非正常死亡,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出现了问题,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秩序出现了崩溃,她本人又对形势估计不足。所以,李瑞兰的死是个人选择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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