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忆，“我们座位也是随便坐的，这跟许渊冲讲的不一样——他乱说，他不可能有我记性好。我们习惯的就是这样，受的教育就是这样，都是女生坐前面，后面才是男生，但是男生愿意坐前头也可以，但一般的从礼貌来说，女生必然是坐前头。”谈到座位，自然就过渡到了上课的回忆，如吴宓的课堂情况、陈福田的阅读课情形等等，艰苦而回味无穷。
“至于联大的图书馆，每天5点钟吃饭，很多人就在图书馆外头排队了，我从来（不去排队）。我只进去过一次，要排很长的队。没有地方，大家都是蹲着的，谈不上椅子。我们多半在茶馆里，还有在山上念书……我都是在茶馆做功课。”但她说，图书馆虽然坚决不去，却很向往，因为里面有灯光敞亮的汽灯。
“我们上课的房子是从农校借的，上课有警报就跑。每次要放预行警报，预行警报一响大家就有一个准备了。然后现情警报就来，预行警报完了还有紧急警报，不停地响响响，所以一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心里都听得到。”她绘声绘色地补充讲述了跑警报的情形。
接着，她又讲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文学社团活动，尤其是敲门申请加入高原文艺社的情形。就是在这里，她和赵瑞蕻先生第一次见面。赵先生是高原文艺社的社团活动主持人，却常常迟到，给杨先生留下了不太好的第一印象。正因如此，他们的恋爱就成为一段有意思的往事。1940年8月13日，他们在昆明结婚了。我回昆明后，在昆明《中央日报》上找到了他们在大观楼结婚的广告。杨先生说：“我们在广告中绝对不写情投意合。”不过，在采访过程中，我却分明感觉到，她对赵先生始终在乎着，也始终怀着一种不能道明的爱意。1941年，她转学去了中央大学，他也应聘去那里任教。他们始终厮守，直到1999年赵瑞蕻先生这“又一片树叶落下”。
眼看又过去了20分钟，严重超时了，但先生谈兴还正浓着。她说联大这两年“更助长我的自由主义”。她说，在联大上课，老师并不点名，一位姓周的同学平时上课不见人影，哪儿去了也不知道，结果大考的时候出现了，原来是到缅甸跑单做生意去了，但老师并不计较（当然，联大校方后来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保证学生能如期完成学业）。总之，杨苡先生以她所见、所闻、所受的经历告诉我，联大的教育教学制度是非常活泼多样、颇具创新精神的。特别是，“我到中大就发现了，中大比较死，所以教育不改革根本就不能往前走。”
我们去作口述采集时，很快就要迎来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的80周年。将要结束畅聊时，按照程式化的采访策划，我特别邀请杨苡先生给80周年校庆说一句祝福的话。她直率地说：“祝福的话我不知道，我就在了两年。”
我补充说：“说一句‘祝联大80周年校庆活动圆满成功’就行了。”先生不假思索地回应：“你们这个形式主义了。”
“嗯，确实是完全的形式主义，用您的话就行了。”我窃笑着回应。
如此往返的对话中，杨苡先生颇为沉醉地说了一句：“在联大的两年，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美梦。”为我们这趟南京之行画上了完美句号。
永远难忘的眼神
夏日很快过去，采访结束时，我们和杨苡先生有一个秋后的约定。我们相约，在9月12日先生99岁诞辰纪念日前后再赴南京采访。
9月12日晚，我们从昆明乘飞机赶到了南京。这几天，先生的两个女儿赵苡、赵蘅都陪在老人身边，共贺先生的生日。考虑到这几天来祝贺生日的人比较多，先生会比较累，我们决定在9月13日采访赵蘅老师，第二天再去进行先生的第二次口述采集。
这次，在赵苡、赵蘅和余斌三位老师在场见证下，口述采集工作从10:08持续到13:04，时长达三小时。我们的采访录制工作仍然在先生那展览馆式的客厅中进行。
上次的拜访，因为没有列入正式采集计划，我没有带去一个字的提纲，所有的对话都是随机的。这次由我们西南联大博物馆的张沁老师提前做了功课，准备了详实的采访提纲，整个采访也由她和先生一对一进行。
进行口述采集时，采访人、摄像的老师和同学必须正对着杨苡先生，以保证视频画面合乎工作标准。为了让出宝贵的采访空间，我斜坐于采访人一侧，口述采集进行得极为顺利。
然而，刚过一会儿，拍摄和采访工作都不得不暂停。负责拍摄的老师和同学反馈给我，从视频里很明显地感觉得到，先生的眼神一直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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