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儿童文学网 作者:黄啟坚
出校。他找到时了一个离门卫室不远的围墙处,看准时机,像猴子般迅速翻过了围墙,然后又飞一般地穿过马路,到一间小卖部里买了些零食,接着便迅速往回跑。结果刚一出马路,就被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撞飞了。谁知司机撞人后非但没停下来,反而一踩油门,加速逃逸了。由于罗艺出事的地点是学校视频监控的盲区,因此,学校的保安员对外面发生的事故一无所知,直到有旁观者来到保安室聊起事件,加上黄副校长找人,才确认是学校的学生罗艺出车祸了。
听到这个消息,陈娟百感交集:一方面为儿子的不懂事而心痛,一方面又指责学校的管理不严格,更多的是对肇事司机逃逸行为的谴责。正当在医院抢救的第二天,学校里传来了好消息——撞人司机已经投案自首,原来是当地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当天中午喝了点酒,驾车经过学校门口,由于车速过快,加上罗艺的突然窜出,于是便狠狠地把罗艺撞倒在地。因为是酒后驾驶,司机便担心遭到严惩,于是便抱着侥幸心理逃逸了。但后来越想越怕,迫于强大的压力之下,只好到交警中队投案自首了。找到了肇事的真凶,陈娟的心头才放下了一块大石。但儿子的伤情却不容乐观,几天过去了,一直都是昏迷不醒,脑内、肺部出血不止,医生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眼看着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陈娟夫妇心急如焚。亲人们都劝她转院,转到广州的大医院进行抢救。陈娟夫妇便向镇政府和学校提出强烈的要求,要求把人送到南方医院进行救治。镇政府和学校看着孩子的病情一天一天恶化,也担心救不回孩子的性命。于是,由镇政府出面进行多方联系,于事发一周后把孩子送到了广州南方医院。
转院后,经过南方医院专家的多方会诊,脑内和肺部出血总算是止住了,孩子基本上脱离了生命危险。陈娟夫妇悬着的心才稍微有放松。但孩子脑内有严重积血,压迫了大脑的神经,孩子还是昏迷不醒。至于能不能醒,医生最后也下了结论:除非有奇迹的发生,否则可能会变成植物人;即使万一醒了过来,也有可能变成傻子或者残疾人。听到这个结论,陈娟夫妇惊呆了,他们怎么也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结果。想着活蹦乱跳的儿子就这样可能成为植物人,他们夫妇终日是以泪洗脸。有些亲戚朋友劝陈娟道:与其将来陪着个傻瓜过日子,还不如放弃治疗,尽早拿到赔偿更好,以免到时人财两空。可陈娟夫妇坚决地说道:“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即使是傻瓜,我们也要陪伴他一辈子。”
为了便于照顾儿子,陈娟夫妇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有房间。每天风雨不改地前去医院细心照料儿子。陈娟每天都细心地帮儿子抹身、换衣服、倒大小便。为了避免儿子长时间卧床而导致肌肉萎缩,她每天都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给儿子做全身的按摩。她一有空便拉着儿子的小手,不停地轻声呼唤儿子的名字,给儿子讲童年的故事,试图用亲情来唤醒沉睡的儿子。儿子每天的抢救费用是惊人的,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医疗费,罗勇跑上跑下,不停地在学校和镇政府之间周旋。由于心力交瘁,夫妻俩的头发在两个月内差不多都全白了,人也变得既苍老又憔悴。
皇天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的一天,罗艺终于睁开了眼睛,更让人欣喜的是他虽然手脚不能动弹,嘴巴还不能说话,但却认得出自己的父母,还能用眼睛对父母和医生的询问作出反应。面对这突然降临的奇迹,夫妻俩激动得抱头大哭,医生们也兴奋得热泪盈眶。儿子奇迹般的醒来,更坚定了陈娟的信心,她对儿子照顾得更加无微不至了。经过医院的进一步治疗,奇迹还在不断地发生。十多天后,罗艺的手脚居然能动弹了,当他用瘦弱的小手抱住母亲时,母子俩哭成了泪人。过了半个月,罗艺居然能说话了,当他用含糊不清的语言喊出一声爸妈时,夫妻俩笑得眼泪像子弹般蹦了出来。又过了十来天,罗艺居然能下床走路了,当他在母亲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出病房时,在场的全体医护人员都情不自禁地欢声雷动。
随着儿子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夫妻俩才开始有精力处理儿子的赔偿事宜。几个月的抢救费用是天文数字,接下来康复的费用更是无底洞。怎样才能为儿子争取合理的赔偿,夫妻俩为此同样伤透了脑筋。有人劝他们遵循法律的途径,把肇事者、镇政府和学校三方一同告上法庭。可经过咨询律师,律师告诉他们打官司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劳心劳力,孩子又急需巨额的治疗费用,经不起折腾。因此,律师建议最好三方进行谈判,达成赔偿的协议,这是最省时省力,最便捷的途径。有人劝他们直接到镇政府和学校静坐请愿,用闹事争取更多的赔偿。最后经过再三的衡量,他们决定还是先采取谈判的方式。于是,一场同样是马拉松式的谈判开始了。
他们首先找到了肇事者,肇事者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违,并承诺愿意倾其所有进行赔偿。但肇事者家境并不富裕,为了赔偿还把房子卖了,却只能拿出二三十万,对于罗艺的治疗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面对再也拿不出钱的肇事者,夫妻俩只好把矛头对准了镇政府和学校。夫妻俩首先到学校找到了陈校长,和陈校长进行开诚布公的谈判。陈娟说:“陈校长,我儿子在你们学校读书,你们是不是有责任保证孩子的安全?”“是的,出了这样的事我们也挺难过!”陈校长回答道。“现在我儿子出这么大的安全事故,你们是不是应该作出赔偿?”陈校长也不推卸责任,他说道:“责任我们是有,但你的孩子也负有责任。至于学校负多大的责任,该赔偿多少,我们也不好下结论。”陈娟追问道:“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陈校长说:“赔多少不是我们说了算,你们最好去法院起诉我们,由法院来判定我们承担的责任。”陈娟说:“我们打听过了,去法院起诉还是要经过调解这一步,最好我们能彼此达成赔偿协议。请你看在上我儿子的病情拖不起的分上,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陈校长无奈地说道:“我们也很同情你的处境,我们也希望尽快达成赔偿协议。但学校不是我私人开的,赔多少我们说了不算。只能由法院来判决。”不管陈娟他们磨破了多少嘴皮子,陈校长始终态度坚决地要求他们用法律的途径解决,只要法院判他们承担多少责任,他们坚决执行法院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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