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校园文化建设网 作者：佚名
撰文 | 阿塞尔·克莱尔曼（Acel Cleermans）、阿德莱依德·德艾尔林（Adélaïde de Heering） 翻译 | 戚译引 在表现精神的种种意象中，最著名的无疑是那座漂浮的冰山。海面上的部分代表了意识，浸没在大海中的部分代表了潜意识，意识的部分比潜意识的部分要小得多。这幅图像出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之手，现在它已经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如今，有很多学科都在试图研究潜意识。其中显然包含临床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动力学方法），以及社会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神经心理学，甚至市场营销。人们常说是潜意识主导了我们的心智和行为，这种观念又被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所激化，因为人工智能完全没有意识，却能在围棋、国际象棋等领域中表现出超越人类的水准。这样看来，我们对世界产生的意识无非是某种副产物，它的主导力量难以被我们辨识。 直到今天，潜意识论仍然广为流传。它就像催眠术、僵尸和吸血鬼一样，让我们感到人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行为，而我们似乎就喜欢这样的故事。然而，对于那些不受我们掌控，却能操纵我们的力量，我们同样也感到恐惧。 首先来回顾一下美国人詹姆斯·维克里（James Vicary）在1957年做过的著名研究。维克里声称，在电影放映时插入一些“阈下图片”（一闪而过，无法有意识地清晰辨识出的图片），就能促使观众购买更多的可口可乐和爆米花。尽管维克里的研究后来被证明纯属编造，但是意识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操纵的观点，却已经深入人心。 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发生过一起著名事件。一些父母对摇滚乐手奥齐·奥斯本（Ozzy Osbourne）提起了诉讼，指控他在一首歌曲中插入了邪恶的信息，倒放时就能识别出。这刺激了很多孩子实施自杀行为。在同一时期还诞生了一整个“阈下磁带”产业，在使人放松的原声音乐中插入听不见的语音信息，试图让收听者停止吸烟、学会中文或者成功减肥。 除了这些把戏之外，数量众多的研究还带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在潜意识中处理哪怕很复杂的信息都是有可能的。这其中最明确的证据来自病理学研究，而最不可思议的案例就是盲视综合征。 20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家尼古拉斯·汉弗里（Nicholas Humphrey）最先在猕猴身上发现了这种综合征。随后，另一位英国学者拉里·维斯克兰茨（Larry Weiskrantz）在人类身上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盲视综合征一般发生在大脑血管受损之后，特征是枕叶部分或全部受损，这是初级视觉皮层所在的区域。患者自述已经失明，但他们往往还能完成一些似乎需要具备视觉意识才能完成的任务，例如避开前面的障碍物，或者在碰到想要抓住的物体之前就让手掌做出相应的动作，尽管他们自我报告说，并没有察觉到物体的存在。此外，在猜测面前的物体时，他们的表现也比随机猜测更好。 这些独特的现象表明，即便不借助意识，视觉的许多功能也能运行。不过，同样的现象会发生在健康人身上吗？或者进一步说，除了处理某些信息之外，潜意识是否在认知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从而成为我们心智真正的参与者？ 寻找潜意识 潜意识这个概念诞生很晚，因为弗洛伊德的工作才广为人知。但是，德国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在1869年就出版了《无意识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Unbewussten），并在30年后启迪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当符合科学范式的心理学刚刚萌芽时，《无意识的哲学》就引发了研究人员的兴趣。 受此启发，美国实验心理学的两位先驱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约瑟夫·贾斯特罗（Joseph Jastrow）于1884年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对受试者的手指施加压力，并询问这个指头受到的压力比另一个指头受到的大还是小。受试者（其实就是他们两人）还要对自己的答案打分，用四个等级表示自己对答案的信心。皮尔斯和贾斯特罗证明，即使在他们本人对答案没有任何信心的情况下，人们分辨压力之间微小差异的能力还是比随机猜测强。换言之，或许在意识缺席的情况下，知觉也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1898年，苏联心理学家鲍里斯·席德斯（Boris Sidis）也做了一项类似的试验，他要求受试者判断远处的一个符号是字母还是数字。他指出，即使受试者报告无法辨认图像，甚至感觉自己什么都看不见，在选择最终的答案时，大多还是能答对。 这些研究在当时就有争议。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领域才迎来了新的研究成果，其中的先驱就是英国心理学家安东尼·马赛尔（Anthony Marcel）。马赛尔的研究采用了实验心理学家非常熟悉的一种技巧，也就是所谓的启动效应。它的原理非常简单，当人们事先观察或接触过一个刺激或与之相关的刺激，之后就会对这个刺激更敏感。例如，要求受试者判断“医生”（DOCTEUR）是不是一个词时，提前几百毫秒让他看到“护士”（INFIRMIÈRE）这个词，他的判断就会变得更加轻松。毕竟“护士”的词义和“医生”的词义有关联，因而能在处理“医生”这个词时提高敏感度。 借助这种方法，马赛尔证明了启动效应很容易影响受试者，哪怕受试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为了确保启动刺激不可见，马赛尔借助了一种遮蔽技术，也就是在启动刺激出现之后为它加上一层可见的、顺序混乱的字母。稍后我们再讨论这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也就是它如何确保受试者没有意识到启动刺激的存在。 比利时心理学家丹尼尔·奥朗德（Daniel Holender）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马赛尔的研究方法不合理，进而反对他的研究工作，甚至反对整个专注于阈下知觉的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中旬，大脑成像技术的诞生使行业发生了改变。1998年，法国的斯坦尼斯拉斯·迪昂（Stanislas Dehaene）及合作者们发表了一项研究，首次揭示了阈下刺激启动效应的底层神经机制。2005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约翰-迪伦·海恩斯（John-Dylan Haynes）和杰兰特·里斯（Geraint Rees）证明，即使对于一个受试者自述没有感知到的刺激，我们也有可能识别它在视皮层中激发的大脑活动，其精度足以辅助受试者在二选一中确定到底是哪一种刺激。正如比利时根特大学的马赛尔·布拉斯（Marcel Brass）和同事在2008年证明，我们甚至能够在受试者尚未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之前（提前多达十秒）预测选择的结果。 这些研究表明，仔细分析大脑活动，我们有可能对阈下知觉信息进行重构，甚至预测未来的行为。我们该为此感到惊讶吗？如果说我们的心智活动完全由大脑活动以及它与自身、世界和他人的相互作用所构建，那么很显然，我们或许能够在大脑活动中找到意识的根源。 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表明，我们的大多数行为都植根于意识机制。例如在2008年，美国科学家劳伦斯·威廉（Lawrence William）和约翰·巴奇（John Bargh）证明，只需要在手里拿着一杯冷饮或者热饮，就能影响我们对面前的人的印象。在2012年的另一项研究中，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阿塞尔·斯克拉（Asael Sklar）和同事们证明，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所展示的数字，也能用它们完成简单的数学计算。最后一个案例是，荷兰科学家阿普·迪斯特赫什（Ap Dijksterhuis）于200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像买房子或买车这样的复杂决策，避免有意识的思考反而能作出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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