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城乡商业模式经历了一场变革,自晚唐以来逐渐取消了坊、市分离制度,商业活动非常活跃。
南宋时期,以临安为代表的江南城市“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以贩卖日用杂货为生的流动商贩——货郎也应运而生。南宋画家李嵩的《货郎图》以货郎为主题,画作惟妙惟肖,成为记录宋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影像。
李嵩,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为木工,颇达绳墨,后为画家李从训养子习画。历南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为画院待诏,“工画人物、道释,得从训遗意,尤精于界画”。
传世的李嵩《货郎图》目前主要有四件,分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货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市担婴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货郎图》、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货郎图》。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货郎图》为横卷,其余三件皆为扇面,从构图章法、线条、笔墨到意境皆相仿,再现了南宋货郎走街串巷、行走于乡野农村的画面。
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货郎图》为例,创作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描绘了一个货郎正在肩挑杂货担,不堪重负地弯着腰缓缓前行,画面刚好截取了货郎来到村头的一瞬间,货担上的物品繁多,从生产工具到儿童玩具,从旗帜彩幡到锅碗盘碟,可谓琳琅满目。
在构图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货郎图》以货担为主体,分为左、右两组人物,左侧一组是儿童围绕货郎货担的情景；右侧一组是匆忙奔向货担的妇女与儿童,主次有别又相互呼应。背景仅有野地平坡、古柳疏草,色调轻淡,展现出村野的素朴。
技法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货郎图》人物皆以线描勾勒,即便是细密繁杂的货物,亦描绘得一丝不苟,线条流利劲挺,略施淡彩,古朴而沉着,作品款署“嘉定辛未李从顺男嵩画”。后经明代梁清标、孙承泽、项元汴等人收藏,归于清宫。乾隆皇帝题御制诗一首云:“肩挑重担那辞疲,夺攘儿童劳护持,莫笑货郎痴已甚,世人谁不似其痴”,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
相比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货郎图》的“全景式”呈现,其余三件皆取局部,并各有侧重。策展人童文娥从长卷、扇面的制式视角,探讨这种构图上的同质性与差异性,提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市担婴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货郎图》、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货郎图》之间情节相连,富有戏剧性,形成如故事般发展的情节。当然,这种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以表现广大空间的画法,明显受宋代“边角”式构图影响。在画面空间关系处理上,善于利用人物的姿势和身体位置的前后遮挡关系,营造人物之间复杂且合理的空间层次。运用倾斜线、人物视线与人物动作,完成了整个画面的“起承转合”关系,展现出画家深厚的界画基础。
关于李嵩《货郎图》的内涵,向来多有探讨。有的观点认为,总描绘农村僻壤、生活简陋,其中可能有讽世之意。有的人则提出,李嵩所画的货郎并非市井货郎小贩的形象,而是以元宵节等节庆表演中带有吉祥如意的“货郎调”为蓝本,再辅以艺术因素。还有人认为,李嵩把货郎描绘成身兼数职的形象,是为了体恤下层民众的疾苦和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美术史家方闻在《宋元绘画》中,以李嵩《货郎图》为例,谈及南宋院画,“尽管稍早前的文人画家极力抨击形似表现,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出,在宋代,写实的创作非常活跃”。实际上,无论是来自生活的真实,还是当时戏曲的演绎,其写实主义风格无疑成为宋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写照。
《货郎图》中的货物也颇为引人注目,按照功能分类,大体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两类,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农具、食物、儿童玩具等,展现出宋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景象。
玩具。玩具虽系小物,但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货郎图》中有儿童玩具数种,包括纸鸢、拨浪鼓、泥人等。以纸鸢为例,最初是军事活动中传递信息的工具,后来逐步发展成一种游艺活动。陆游《村中书事》说,“文辞苦思徒妨睡,官职虚名不饥。垂老始知安乐法,纸鸢竹马伴儿嬉”,形象地描绘了儿童放风筝的情景。儿童可以在放风筝的过程中获得经验知识,提高对世界的认知,展现出宋人对生存意义的思索与追求。
茶具。宋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制茶工艺空前发展,出现以贡茶、团茶为代表的新品种。从皇室到民间,皆以饮茶为时尚,还出现专供饮茶的茶馆,即便在乡间,也有满足旅行者需求的茶铺。在《货郎图》货郎的担子上,有比较齐整的饮茶器具,包括风炉、执壶、注子、茶匙等。相比南宋画家刘松年《撵茶图》中的茶器,虽然不甚雅致,但体现出饮茶风俗在民间的流行,即便在乡村也有相当大的需求。
蔬果。在宋代,蔬菜业作为商业性的农业而不断扩大。在一些较大的城市,除附近的菜园供其需要外,还靠其他州县运输。宋仁宗时彭卫任知州时,有“民之鬻蔬者,例出蔬供郡官以免身役”的说法。彭卫对向他缴纳菜蔬的园丁说:“我家食蔬少,尔持归鬻之,积钱尔家,待我终更并取也。”也就是说,菜农向知州纳菜或者纳钱,可免除身役。《货郎图》中货郎担上有葱、姜、蒜、茄子等各式菜蔬。蔬菜业作为农业的重要部分,投入的人力与物力比粮食多,货郎贩菜的画面也展现出宋代农业的精细化与专业化。
山东黄米酒。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货郎图》中有“山东黄米”的招幌,参照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货郎图》中的“山东罗酒”字样,可知应为“山东黄米酒”。宋代对酒的管控相当严格,并实行禁榷制度,但在社会生活中并没有严格执行,因此在《清明上河图》等宋代绘画中还可以看到悬有酒旗的铺子。不过,《货郎图》中的酒幌或许另有隐喻,艺术家秦漫在《李嵩(货郎图)文字辨析》中提出,“山东黄米酒”可以看作“开禧北伐”的余响,在此画创作前的数年,南宋北伐金朝的战争败北。对于南宋人而言,“王师北定中原日”已越来越遥不可及,山东黄米酒代表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愫。
《货郎图》还展现出写实主义在南宋的风行,这在宋代文学家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上也得到印证,书中关于北宋末年民间说唱、杂剧等表演的记载,关于当时各类酒馆以及特色饮食糕点的记录,关于市场各色买卖的描写,关于节令及生活民俗的描述,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写实的。
《货郎图》从一个市井小人物——货郎的视角出发,通过一系列图像和文字,隐蕴创作时的历史背景,不仅体现出画家“以图鉴史”的磊落格局,也再现了南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程度,成为后人了解南宋社会生活的一部“图像志”。（孙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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