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境内的明长城山丹段
玉门境内的汉长城
嘉峪关关城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胡杨
大地苍茫，长城如龙，汇集时空。
长城是中国古代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是气候、物候的临界线，是融合了中华民族血脉的感情线，以长城为中心的城堡、墩台等军事设施，如同一个巨大的辐射源，文化、文明不断扩散，在冲突中包容，在包容中集聚力量。
正是长城，把一个个封闭的文化归拢、清理、整合为崭新而具有强大活力的特色鲜明的文化圈。
长城，是甘肃文明永恒的纪念碑。
一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谪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被嘉峪关的雄伟壮丽所震撼，遂作《出嘉峪关感赋（二首）》。“东南谁比此关雄”“天下第一雄关”，准确描述了甘肃长城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地位。
甘肃地域狭长，是连接祖国内陆和西部边疆的战略要地，是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文化交流要道，它好像一条巨龙，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的沙漠。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三千年，历代文人墨客以长城为内容写下的诗篇更是数不胜数。
反映镇守边关将士征战生活的“塞下曲”、长城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和地位，成为万世不朽之诗篇。汉武帝刘彻有“天马徕兮从西极”之兴叹。隋炀帝杨广对长城则是赞叹不已，《饮马长城窟行》一诗道出了筑长城之意义所在：“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宋朝释文用短短二十言即说明秦长城之作用，其《悠悠万里行》写道：“秦既灭六国，驱民筑长城，长城三千里，将以艰胡兵。”唐代诗人岑参在边关数年，对边关将士守关征战生活体会颇深，写下了许多反映边关将士征战戍边活动的诗歌，被后人誉为“边塞诗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诗句勾画出边关壮美的风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叹，道出了多少离别之情。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写尽古时边关的凄凉与艰辛。而甘肃长城的历史文化，更是中华长城文化的精髓。
在甘肃，战国秦长城墙体及两侧文化层堆积处和重要的障堡遗址中，所发现的战国中晚期至秦末的实物，有力证实了遗存的真实性。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可信性。
在甘肃，汉代长城考古发掘出的汉简不仅数量多，而且大多都有明确的时代纪年，完全与文献记载相吻合，有力印证了长城的真实性。甘肃汉代长城实体与汉简文献是甘肃汉代长城的重要标志，在全国首屈一指。
汉王朝在漫长的边防线上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建制，长城一线的墩、台、堡，到处都是旌旗猎猎。与此同时，汉长城一带的军屯，也随之轰轰烈烈地展开。军屯的主要劳动力是士卒，他们一面从事农耕，一面戍守边疆，“且耕且守”，但以农耕为主，居延汉简记载有“田卒”“河渠卒”“牧士”等反映士卒劳动者分工的称谓。屯田制度，使边塞的游牧生活方式与内地的农耕生活方式相互促进与融合，引发了边塞文化的革命。
甘肃长城遗存主要有战国秦和汉、明三代长城，甘肃境内现存长城总长度3654千米，占全国总长度的近五分之一，居全国第二，其明长城1738千米，为全国之首。保存较好，时代特征明显，防御体系完整，“因地制宜”特点突出，类型丰富，素有天然长城博物馆之称。甘肃长城分布在全省11个市（州）38个县（区、市），从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直至公元17世纪的明朝末年，几乎伴随着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兴衰起落，囊括了墙体、关堡、壕堑、烽燧和自然天险等全部长城类型，包含有黄土夯筑、沙土堆筑、砖石砌筑、土石混合、沙石夹杂芦苇或红柳等各种构筑方式，在全面体现中国长城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是我国土质长城的典型代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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