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下辖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共计21000余人。在敌我力量对比处于极大劣势的情况下，西路军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踏上了艰苦卓绝、英勇悲壮的西征之路。
红西路军和马家军在河西的浴血较量，是我军战史上的一场恶战。面对10余万马家军的围堵，红西路军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英勇奋战4个多月，歼敌约25000余人，但由于孤军作战，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终于在1937年3月不幸兵败祁连山梨园口。除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400余人突围至新疆星星峡外，大部分壮烈牺牲，被俘和失散。
红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幸存下来的同志，不断遭到敌人的追捕和杀害。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立后，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营救失散和被俘的红西路军将士。
为了顺利营救被俘人员，办事处做了系统的工作安排，首先把营救、收容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融为一体，利用上层统战的关系，设法营救被俘红军。谢觉哉来兰州后，根据吴鸿宾的调查结果，将被俘红军的分布情况写信给贺耀祖，通过他向马步芳索要。
为了营救这些同志能回到革命队伍中来，1937年8月1日，谢觉哉、彭加伦、朱良才与兰州福陇医院院长、共产党的忠诚朋友高金城在五泉山会面，具体研究到河西营救红西路军的对策。
接受委托后，1937年8月8日，高金城到张掖以开设福音堂医院为掩护，公开收容红军伤病员，并利用治病的机会，传达党中央和办事处的关怀。同时，他还派人下乡散发“兰州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的纸条，给失散红军指引回延安的道路。高金城营救红西路军的活动，引起军阀韩起功的惊恐，1938年2月2日，高金城被韩起功秘密逮捕杀害。
这一时期，办事处就如同一座引航的灯塔，为失散红军指明了回到革命队伍的航向——在兰州直接进行收容。
红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不少红军辗转来到兰州，从事体力劳动。办事处常派工作人员到街头访问、收容，对他们的归来，办事处都热忱接待，为他们更换衣服，检查身体，治疗伤病，然后送回延安，在兰州共收容200余人。
同时，办事处把营救、收容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融为一体，利用上层统战关系，设法营救被俘红军。营救被俘将士人数最多的一次行动发生在1937年10月底。当时，马步芳把青海、武威、永登的1500多名被俘红军合编成一个新兵团，送往第一战区补充卫立煌部队。路过兰州时，彭加伦到新兵团讲了话。谢觉哉面见贺耀祖，要求移交八路军，但遭到拒绝。谢觉哉当即电告西安办事处，新兵团一到西安，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就去驻地看望他们，并作了宣传发动工作。在兰州和西安办事处的努力争取下，终于把他们全部营救出来，回到了党的怀抱，编入了八路军。
在党中央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共同努力下，先后成批营救回延安的红西路军指战员有4700多人。
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道：“办事处的筹建工作，实际上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开始的……1937年2月周恩来同志就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以营救红西路军的被俘人员，收容其失散人员，特别是要查找一时不明下落的红西路军主要领导人。”
打造红色驿站支援革命工作
长期以来，中苏通过东北地区或经过海运往来，是双方交往的主要渠道。“9·18”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东北，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条交通线受阻中断。
1936年6月，中央派邓发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秘密由西安出发，历时达半年之久，从陆路经河西走廊、新疆迪化，最终到达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局的情况，从此开辟了从陕甘边区经过兰州、新疆迪化，到苏联莫斯科的这条极为艰险的国际交通线。
这条国际交通线成为中苏两国最重要的沟通渠道。苏联援华人员及各种军事装备、飞机、汽车、汽油、药品、被服等物资沿这条交通线来到中国，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为通往苏联国际交通线上的接待站和转运站。
同时，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担负起接待我党往返苏联人员的重要任务。
“1939年9月，周恩来同志去苏联治疗臂伤，1940年2月回国，途经兰州时都住在办事处，和他一起前往苏联的还有他的夫人邓颖超。”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林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