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煤炭的挖掘开采。
谢 林
我国关于“采煤”这一行业的记载最早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窦皇后弟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自卜数日当为侯。
这就是著名的“窦广国入山作炭”。但是两汉时期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煤炭开采业，更不用说有真正意义上的“煤炭税”。
煤在古代被称为石炭、石墨、石薪等。真正出现专门管理煤炭生产与税收的是两宋时期。在管理上，北宋政府的基层机构为“务”“场”。“务”是石炭税收和监督部门。宋代朝廷为了管理煤炭交易，建立了太府寺管辖的煤炭管理部门“石炭场”，用以“掌受纳出卖石炭”。这个管理煤炭的部门，也会随着统治者的管理情况来增设或者裁撤。
在甘肃和陕西地区，其最早关于煤炭税收的记载则为北宋，宋朝政府实行过煤炭官卖制度。据《宋史·食货志》载，北宋政和初年，有官员向宋徽宗上奏：“河东铁炭最盛，若官榷为器，以赡一路，旁及陕雍，利入甚广”。这段奏疏体现了两点，北宋政府开设官办煤场是为“利”；这种利润，并不是煤炭税。
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城内就至少存在三处炭场，城南两处，京西一处分为两场。“南场在大通门外，北场在开远门外”，城南一场位于“安上门外天马坊”，城南另一处炭场无法考证。这些炭场的主要功能除了作为煤炭的运输储藏点外，还是供百司日常用炭的中转站，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市井商贩贩卖运输城内煤炭进行抽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城南并新置炭场，自来受纳石塘河纲炭，并支遣抽税”。
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九月，宋真宗下令减少过税金，“京城税炭场，自今抽税，特减十之三”，减至原来的七成。
元初，元世祖在煤炭管理上采取了一定的举措，至公元1267年设置了诸路洞冶总管府，并下达了相应的“条画”。至元年间，各路矿业常为贵族豪强强占，煤炭也不例外，“领马安山大峪寺石灰煤窑办课奉皇太后位下。”成宗大德元年，“禁权豪僧道及各位下擅据矿炭山场”。虽然朝廷这条禁令不一定会得到彻底执行，但是对豪强权贵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对煤炭业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
明代对于煤矿最主要的方式是“抽税”，简单来说即是按照朝廷规定对营业额进行一定比例的抽取税金。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太祖就规定煤炭税为设抽分竹木局，对竹木薪炭进行抽分，煤炭税的比例是十二分取二，即税率为六分之一。到了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煤炭税税率就下调至“三十分取二，即十五分之一”。这个税率比洪武年间要低得多了。到了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明世宗将煤炭税税率提升，煤炭每三十分抽取三分，即税率为十分之一。嘉靖年间，明世宗提升了煤炭税税率，但提升的幅度仍然不大。明代较低的煤炭税率，促进了明代煤炭业的发展，满足了广大民众日常对煤炭的需求。除了降低煤税外，明代统治者还在某些时间采取了直接免除煤税的举措。
清代坚持“为民日用”的观念，煤税按照煤窑的规模、盈亏来抽取税金，但税率依然较低。清代统治者也采取免税等手段，例如早在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清世祖就下令：“免三山煤税”“煤税累民，概于豁免”。
在乾隆年间，清高宗发起了一项“广开煤炭”的运动，此事因大学士赵国麟于乾隆五年上奏皇帝的“广开煤炭”奏折而起。
乾隆五年，甘肃巡抚元展成上奏：
奏
甘肃巡抚臣元展成谨奏为遵旨详议具奏事
乾隆五年三月初九，准户部咨开内阁抄出大学士赵国麟条，奏请广天地自然之利，以裕民用事一折。奉朱批，著各省督抚酌量情形详议具奏，钦此。遵即行司确查，去后兹据布政使徐杞详议，臣查甘省地处极边，大半童山荒碛，林木稀少，民间炊爨向多用煤，利益诚非浅鲜。所有旧时产煤处所，如兰州府属之皋兰、靖远二县，平凉府属之华亭县、固原州，甘州府属之张掖、山丹二县，凉州府属之武威、永昌、古浪三县，宁夏府属之灵州及中卫平罗二县，西宁府属之西宁县、大通卫俱旧有煤洞，历来听民采取，以资日用。惟巩昌府之秦阶二州，重山茂林足供樵采，其余不产煤之州县，兼用山柴杂稽并藉邻封之煤炭以资接济。今查勘得庆阳府属之宁朔县，西宁府属之碾伯县，直隶肃州并所属之高台县，安西厅属之沙州卫，亦俱有产煤处所，产无违碍，应听附近居民试采，并令地方官留心稽查，勿滋扰害。亦不许豪强霸占，地棍阻挠，于民生大有裨益。再甘省地瘠民贫，向来煤洞悉系居民自行采挖，并无商贩。其现今查出产煤之处，应请听民试开，免其议税，则小民欲加鼓舞矣。所有查议情形，理合复奏，伏祈皇上睿鉴训示遵循。
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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