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是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正如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中，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他又特别强调羌人的地位，他指出汉人以“接纳”（他族）为主而日益壮大，而羌人却以“供应”为主而壮大别的民族，因而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血液。章太炎认为“中夏之族”便是黄帝神农之族裔，这一族人起于“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之间”，“中夏之族”为“西域羌髳所合也”，大禹兴于西羌，神农为姜姓，羌姜同源，章氏把卫藏和西域纳入华夏之中，也是真知灼见，很多新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章氏观点。
而华夏之羌，非单一部族，是以中国西北古代民族为主体的西部诸多部族共同体，在临夏、河西走廊及西域融合了部分西来部族，对二里头的基因测定表明，二里头不少居民来自西方、北方，彰显族群多样性。文化在继承红山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来文化，在冶炼技术上掌握了传自西亚的青铜冶炼技术，畜牧业方面牛羊马等家庭养殖自西传入，经济文化类型从过去的农耕转变农牧兼备的生计方式。在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与一支古代中国的月氏关系密切。
月氏又称月支，也有叫肉支，对月氏国内外史家有多种说法。徐中舒先生认为虞夏之后裔，郑德坤认为月氏是氐羌之一，翦伯赞认为禺氏为虞氏，为夏族的一支部族，由内蒙迁往中原和甘肃。王相龄主张，月氏原居阿尔泰山，后迁居甘肃属突厥一支。欧洲学者也是说法不一，德经·托马设认为是鞑靼族，后又认为是哥特人，拉逊认为月氏是突厥，李作芬认为是西藏族，格尔滋和汪贝利主张突厥族。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藤田丰八、羽溪了谛等多主张突厥。近代国内外学者研究月氏主要依据古文献记载。春秋以来的文献无法对4000年前左右的齐家人作出准确判断，只能借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途径。考古学的发现和分子人类学成果的进步，为古代民族研究拓展了新的路径。笔者综合近年来的考古学、分子人类学成果，认为大禹之夏与西域大夏都与西戎之月氏密切相关，而月氏是中国古代吸收了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基础上融合了北方和西北多民族而形成的一个共同体，后来主体融入华夏。
四、结语与讨论
无论是余太山先生认为自晋南向临夏、河西至中亚也好，还是如马志勇所讲自中亚至临夏，中亚大夏和临夏大夏，河西大夏和晋南之夏，都有着密切关系，很可能就是中国西北古代民族大月氏人为主的一个族群，在河西和西域，特别是通过与希腊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之间的战争，中亚文化实现了交流交融。大夏不论是在物质生产方面，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有了重大的进步和发展，应不晚于公元前二十世纪，大夏进入到奴隶制社会门坎，为后期夏商周时期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文化的基础。
华夏文化的源头在西北，这与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分不开，当时西戎、月氏有时与羌混称，与羌关系密切的月氏，在河湟地区古代民族，是中国古代民族夏族的一个主要源流。不少学者认为，齐家文化是夏文化，而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具有较强的同质性，目前已发掘齐家文化遗址2700多处，不论是素陶、彩陶，还是青铜石器，都与二里头文化非常相似。（详见右图）
西北在丝绸之路、玉器之路、彩陶之路的大通道上，首先与中亚西亚之间发生了文化交流，加速了夏民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夏民族经济向畜牧型农业社会过渡。特别是青铜冶炼技术的传入、矛戈兵器的发现，使夏部落在与周边部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西北形成一个强大部落联盟，并且自西北向东、向东南扩展，所以笔者认为夏人应该是起于甘肃临夏之大夏，经陕西、山西长途迁徙，最后落居中原豫西，中亚大夏也是从临夏向西迁徒的结果，从临夏迁至河西，史前文化中四坝文化就是这支西迁的夏民族创造的文化，后来受到匈奴攻击，西迁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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