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水，以大夏命名的河流，在战国有两条，一条是晋南之夏水，一个就是甘肃临夏广河县大夏水。以夏命名县有二，一个是甘肃省广河县阿力麻土古城，从汉代就有大夏县，另一个在晋南夏县。在广河县的大夏古城，至今称夏古城、大夏城。
关于大夏水，晚清进士邓隆有《漓水大夏水考》一文，讲得十分清楚；《水经注》记载：“漓水入黄河，大夏水入洮河”，界限极其清晰，都在河州境内。文献记载说明古大夏水在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川，而广河川西边太子山古称白石山，当与古代各地羌族崇拜白石有关。
大夏县是临夏地区设立的早期郡县之一，汉代在临夏州境内设置了枹罕县、允吾县、河关县，后从枹罕县分置白石县和大夏县。西汉末王莽篡汉，改大夏县为临夏县，后东汉光武帝刘秀又恢复大夏县名，前凉张骏废枹罕，始设河州，辖大夏等郡，隋置大夏县属枹罕郡，唐大夏县属河州辖。
以夏来命名地方河流，说明此地与夏密切相关，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又进一步证明大夏川与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同称之为夏的广河川发掘出的齐家文化与晋南豫西二里头文化、陕北石峁文化有相似性，说明距今3000至4000年，中华大地黄河中下游，有一个农牧兼营的奴隶制国家，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已经迈入文明的门槛，形成了具有华夏文化的雏形。对于晋南夏县夏水，余太山先生认为河西及临夏的大夏即吐火罗人迁自晋南；山西夏县隶属于运城市，古称安邑，当地传说，夏朝在此建都。据《管子·小筐篇》载：“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遂至于石枕。县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谿，拘泰夏，西虞，而秦戎始从。”《管子·封禅篇》载：“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从这两处记载看，泰夏与大夏是同一地方，但在何地，历来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山西临汾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在甘肃，如在山西境内则流沙无法落实。“西伐大夏”并不是指伐晋，卑尔山应是贺兰山，流沙则应该是腾格里沙漠，经流沙之南，可达甘肃之河西，但在甘肃何地，多有争论。笔者认为应在甘肃临夏，这与《管子·封禅篇》地望相合。
《史记·郑世家》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属河东安县”，安县即安邑，今夏县。从余太山先生考证来看，在晋南确有古大夏活动之遗迹，而且至今世留下了以夏命名的县，他认为晋南大夏人与河西乃至西域大夏一样，同为吐火罗人的可能不能排除。余先生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吐火罗之大夏联合月氏对付匈奴，汉高祖刘邦认刘累为祖先，张骞和武帝都认为西域大夏迁自晋南，乃陶唐氏后代。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而《汉书·高帝纪下》赞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即衰，其后有刘累……汉帝本系，出自唐帝。”指刘邦为刘累之后，这就不难理解《汉书·叙转》用“博望仗节，收功大夏”八个字总结张骞一生。
《新唐书·西域传下》记载：“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罗，元魏曰吐火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遇大宛，暨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了大量吐火罗语文献，经研究认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有A和B两种方言，但这个吐火罗语族群，在很早时期，脱离了其过去印欧语系共同体，向东来到中国。余太山认为吐火罗在殷商时期的卜辞中被称为“土方”，“土方”是“大夏”之省称，在卜辞中的唐，“唐土”也是“大夏”。西域大夏来自甘肃临夏，但进入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一方面与来自西方的文化之间有了交流，这个源自甘肃临夏的中国古代民族长途跋涉，经河西走廊、楚河流域最后在贵霜建立了帝国。
三、夏民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上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华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炎黄乃华夏之始祖，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研究华夏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了解古代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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