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希望西北西南中南每个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的县委及地委都和甘肃靖远县委及定西地委一样，于切实检查所属区乡的工作情况后向中央写一个报告。”
中国是一个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历史上，少数民族除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外，还要经受大汉族主义和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常有矛盾发生。1945年，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我党就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这一要求，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二十多年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也是其后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遵循。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过境与西方野战军西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不同历史阶段都积累了不少开展民族斗争的经验。全国解放战争中，甘肃解放较早，其少数民族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实践中的创新性举措，对党中央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有很强的借鉴作用。所以，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关注这一问题。早在1949年11月，他就致信彭德怀、西北局特别指出，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时，除研究大力剿匪问题外，还要求西北的“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在遵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前提下，中央要求做好民族工作必须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其工作方法是“上来下去”，即中央要下去了解情况，推动民族工作；地方则需要经常与上面保持联系，掌握中央政策。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分赴全国已解放地区少数民族集聚区开展访问活动。9月，以沈钧儒为首的访问团来甘肃访问，还带来了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亲笔题词。当年国庆节，国务院还邀请40多个少数民族的代表159人到北京观礼、参观，还有各民族的文工团员两百多人到北京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还接见了少数民族观礼代表。这些“上来下去”的活动，为加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尤其是提高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威望，获得他们的信任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民族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甘肃省委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在1950年《中共甘肃省第一次代表会议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把民族政策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是做好甘肃工作全部工作的关键。”在实际工作中，甘肃积极贯彻中央“上来下去”的要求，每年都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两次甚至更多赴内地参观，让他们了解祖国大家庭，对参观团中的宗教上层人士给予政治上的安排和生活上的照顾，积极开展教育、争取和团结工作。1950年至1951年11月，省上先后组织17个工作组，分6次赴全省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民主改革政策的宣传工作，另外还多次派出民族贸易队和医疗队，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开展物资交流，防病治病，大力协调解决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历史纠纷，促进团结；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后，全省各少数民族地区党委和政府先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等，认真进行清理，分别予以禁止、封存或收管。1952年6月29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专门的《对甘南藏区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中上层人物；发展民族贸易和卫生事业，尽可能地解决群众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困难，争取藏民在生活上逐步得到改善；采取多种适当的方式，培养爱国的各阶层藏族干部”三项基本政策，有力指导了甘肃甘南藏区工作的开展。这些措施与做法，使党和国家的政策较快地深入到少数民族人民心中，密切了民族关系，也团结了少数民族。这些工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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