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报告所写批语手迹。（本文图片均选自《毛泽东与甘肃》）
1950年9月，毛泽东给甘肃各族人民题词手迹。
1952年9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定西地委关于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的电报稿上加写的内容手迹。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毛泽东同志夙兴夜寐，除以极大的精力研究新中国内政外交重大战略问题外，还对全国各地在新政权建立与巩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一些实践中亟待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予以指导，对一些工作的初步经验有针对性地进行总结推广。仅1952年，毛泽东同志对甘肃先后作出三次批示和指示，对甘肃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情况。”
“三反”运动，开始于1951年12月，结束于1952年10月。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此后，全国大规模的、覆盖各行各业的“三反”运动普遍开展。
为搞好运动，毛泽东同志对“三反”运动的进程和经验进行了高度关注。进入1952年的第一个月就先后在中南军区、北川区委、志愿兵二十兵团、江西省委、北京市委、华东军区党委、浙江省属机关、甘肃省委、公安部、空军党委等20多份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上作出批语。其中毛泽东同志于1月9日在《甘肃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上作出的批语是：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
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情况。有些贪污情况比甘肃还要严重的地方，在其报告中却说成不甚严重，贪污人数甚少，款数不多，这是不真实的，请你们加以注意，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报告欺骗了。甘肃省委的这个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甘肃省委的这份报告，是1月3日就甘肃“三反”运动开展情况上报给西北局的第二份报告。此前甘肃第一份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于1951年12月16日上报后，毛泽东同志已经于22日作过批示，要求“三反”运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整党整风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党整风工作主要内容。此次报告主要汇报了省委常委会讨论全省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现实以及所作出的运动计划。报告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了全省贪污、浪费现象的严重性和中央提出开展“三反”斗争的必要性，并指出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中央的精神领会不足，对资产阶级的侵袭警惕不够，因而对“三反”采取冷淡的态度。另外，在中下层干部中则有很多顾虑，怕这怕那。为此，省委在扩大会议上，批评了把贪污浪费看做“生活小节”“不是原则问题”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三反”斗争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领导亲自动手，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甘肃“三反”斗争的积极行动，非常符合毛泽东同志在元旦祝词中号召“全国人民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一致行动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的精神，批示的内容及指示报告在党刊上发表，既是对甘肃“三反”斗争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全国运动的有力推进。
“三反”运动开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继续开展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方式的党内监督制度之先风。195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县书、县长以上党员干部一律作自我检讨并作出鉴定的指示》指出，“进城约三年以来，各种党的组织中民主生活极不正常。许多负责同志骄傲自满，很少在工作人员面前进行自我批评，严重地脱离群众，失掉群众监督，因而上下之间、党群之间互不通气。也有许多同志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滋生和发展了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等严重错误，有些人竟发展到贪污蜕化等犯法行为。中央决定：1.县委书记、县长及相当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在‘三反’运动中，均须在一定的会议上作一次公开的、深刻的自我检讨，并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谁也不能例外。其中地委书记、专员及相当职务以上的干部的书面检讨，应上报中央。2.今后每年年终，各级负责干部都应在工作人员中进行公开的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评，做出年终思想和工作总结，使之成为了解干部和熟悉干部的一种经常的制度。”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就此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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