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章学诚的论述相比，清人谭献《复堂日记》论《文心雕龙》可以说更为精准:“并世则《诗品》让能，后来则《史通》失隽;文苑之学，寡二少双。”《诗品》之不得不“让能”者，《史通》之所以“失隽”者，盖以其与《文心雕龙》原本不属于一个重量级之谓也。其实，并非一定要比出一个谁高谁低，更不意味着“让能”“失隽”者便无足轻重，而是说它们的论述范围不同，理论性质有异。所谓“寡二少双”者，乃就“文苑之学”而谓也。《文心雕龙》乃是中国古代的“文苑之学”，这个“文”不仅包括“诗”，甚至也涵盖“史”(刘勰分别以《明诗》《史传》论之)，因而才有“让能”“失隽”之论;若单就诗论和史论而言，《明诗》《史传》两篇显然是无法与《诗品》《史通》两书相提并论的。章学诚谓《诗品》“思深而意远”，尤其是其“深从六艺溯流别”，这便是刘勰的《明诗》所难以做到的。所以，这里有专论和综论的区别，有刘勰所谓“一隅之解”和“万端之变”(《文心雕龙·知音》)的不同;作为“弥伦群言”(《文心雕龙·序志》)的“文苑之学”，刘勰的《文心雕龙》乃是“寡二少双”的。
令人遗憾的是，当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传入中国之后，我们对《文心雕龙》一书的认识渐渐出现了偏差。鲁迅先生《题记一篇》有云:“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这段论述颇类章学诚之说，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肯定和重视，实则仍有不够准确之处。首先，所谓“篇章既富，评骘遂生”，虽其道理并不错，却显然延续了《四库全书》的思路，把《文心雕龙》列入“诗文评”一类。其次，《文心》与《诗学》的对举恰如《文心》与《诗品》的比较，如果后者的比较不确，则前者的对举自然也就未必尽当。诚然，《诗学》不同于《诗品》，并非诗歌之专论，但相比于《文心雕龙》的论述范围，《诗学》之作仍是需要“让能”的。从而，第三，所谓“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这四句用以评价《文心雕龙》则可，用以论说《诗学》则未免言过其实了。
鲁迅先生之后，传统的“诗文评”演变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心雕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文学理论或文艺学著作。197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在昆明成立，仅从名称便可看出，中国古代文论已然等同于西方的所谓“文学理论”，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文心雕龙》也就成为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点研究对象。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周扬先生对《文心雕龙》作出了高度评价:“《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它确是一部划时代的书，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一方面是给予了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把《文心雕龙》限定在了文学理论的范围之内。这基本上是二十世纪对《文心雕龙》一书性质的认识。显然，较之《文心雕龙》一书的实际，较之刘勰自己的定位，这一认识既非刘咸炘、刘永济等人的子书说，更不是张之象、谭献等明清人的说法了。
实际上，《文心雕龙》以“原道”开篇，以“程器”作结，乃取《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意，前者论述从天地之文到人类之文乃自然之道，以此强调“文”之于人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者论述“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强调“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从而明白无误地说明，刘勰著述《文心雕龙》一书的着眼点在于提高人文修养，以便达成“纬军国”“任栋梁”的人生目标，也就是《原道》所谓“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因此，《文心雕龙》的“文”，比今天所谓“文学”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其地位也重要得多。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序志》篇所说的:“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即是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仪节，都离不开这个“文”。如此之“文”，显然不是作为艺术之文学所可范围的了。因此，刘勰固然是在“论文”，《文心雕龙》当然是一部“文论”，却不等于今天的“文学理论”，而是一部中国文化的教科书。我们试读《宗经》篇，刘勰说经典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即恒久不变之至理、永不磨灭之思想，因为它来自对天地自然以及人事运行规律的考察，“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即深入人的灵魂，体现了文章之要义，所谓“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故可以“开学养正，昭明有融”，以至“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犹如“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这一番论述，把中华优秀文化的功效说得透彻而明白，其文化教科书的特点也就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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