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三十八年前的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在青岛成立，《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23日以《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为题予以报道，其中有言:“近三十年来，我国出版了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二十八部，发表了论文600余篇，并形成了一支越来越大的研究队伍。”因而认为:“近三十年来的‘龙学’工作，无论校注译释和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少从此开始，《文心雕龙》研究便有了“龙学”之称。如果说那时的二十八部著作和600余篇论文已经是“丰硕的成果”，那么自1983年至今的近四十年来，“龙学”可以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据笔者统计，目前已出版“龙学”著作超过八百种，发表论文超过一万篇。然而，《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书?这一看起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却在“龙学”颇具规模之后，显得尤为突出，需要我们予以认真回答。
如所周知，在《四库全书》中，《文心雕龙》被列入集部“诗文评”之首，以此经常为人所津津乐道。近代学者刘咸炘在其《文心雕龙阐说》中却指出:“彦和此篇，意笼百家，体实一子。故寄怀金石，欲振颓风。后世列诸诗文评，与宋、明杂说为伍，非其意也。”他认为，《文心雕龙》乃“意笼百家”的一部子书，将其归入“诗文评”，是不符合刘勰之意的。无独有偶，现代学术大家刘永济先生虽然把《文心雕龙》当作文学批评之书，但也认为其书性质乃属于子书。他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文心雕龙》为我国文学批评论文最早、最完备、最有系统之作，而又“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从中“可以推见彦和之学术思想”，因而“按其实质，名为一子，允无愧色”。此论更为具体而明确，可以说是对刘咸炘之说的进一步发挥。王更生先生则统一“诗文评”与子书之说，指出“《文心雕龙》是‘文评中的子书，子书中的文评’”，并认为这一认识“最能看出刘勰的全部人格，和《文心雕龙》的内容归趣”(《重修增订文心雕龙导读》)。这一说法既照顾了刘勰自己所谓“论文”的出发点，又体现了其“立德”“含道”的思想追求，应该说更加切合刘勰的著述初衷与《文心雕龙》的理论实际。不过，所谓“文评”与“子书”皆为传统之说，他们的相互包含毕竟只是一个略带艺术性的概括，并非准确的定义。
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更为合乎实际的说法呢?笔者以为，较之“诗文评”和子书说，明清一些学者的认识可能更为符合《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明人张之象论《文心雕龙》有曰:“至其扬榷古今，品藻得失，持独断以定群嚣，证往哲以觉来彦，盖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也。”这里不仅指出其“意笼百家”的特点，更明白无误地肯定其创为新说之功，从而具有继往开来之用;所谓“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则具体地确定了《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那就是写作的章程和标准。清人黄叔琳延续了张之象的这一看法，论述更为具体:“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秘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所谓“艺苑之秘宝”，与张之象的定位可谓一脉相承，都肯定了《文心雕龙》作为写作章程的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同时，黄叔琳还特别指出了刘勰“多所折衷”的思维方式及其对“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的特点，从而认为《文心雕龙》乃“缀文之士”的“津逮”，舍此而别无所求，这样的评价自然也就不“与宋、明杂说为伍”了。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则有着流传更广的一段话:“《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这段话言简意赅，历来得到研究者的肯定，因而经常被引用。但笔者以为，章氏论述较为笼统，其中或有未必然者。从《诗品》和《文心雕龙》乃中国文论史上两部最早的专书(即所谓“成书”)而言，章学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仅止于此而已。其“论诗”和“论文”的对比是并不准确的，所谓“《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这样的类比显系未搞清六朝“诗”“文”概念的泛泛之谈。《诗品》确为论“诗”之作，且所论只限于五言诗;而《文心雕龙》所论之“文”，却绝非与“诗”相对而言的“文”，乃是既包括“诗”也包括各种“文”在内的。即使《文心雕龙》中的《明诗》一篇，其论述范围也超出了五言诗，更遑论一部《文心雕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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