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料记载，宋代公主下嫁时，朝廷赐给驸马的嫁娶资用“倍于亲王聘礼”。宋神宗的同母弟弟扬王赵颢，虽然贵为皇亲，但当几个女儿到了当嫁之年时，也没有雄厚的财力准备嫁妆，只好找到当皇帝的哥哥，请求预支俸禄来置办嫁妆。
高官、名士家族亦如此。范仲淹在初订《义庄规矩》时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宋代吕祖谦订立的《宗法条目》也规定：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五十贯，嫁资倍于娶。
北宋曾纡的《南游说旧》中记载，王安石打算将小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蔡卞。蔡卞是蔡京之弟，聪慧过人，13岁就考中进士，深受王安石赏识。王夫人吴氏因疼爱此女，就购置了昂贵的“天下乐晕锦”(宋代流行的灯笼纹锦)制成床帐来作为女儿的陪嫁。无独有偶，南宋名臣李光喜得爱女，友人写信向他道贺，谁知李光却满脸愁苦地回复：“我家有五个女儿，这下可好，盗贼都不会来‘光顾’了。”据资料，南宋奸相秦桧的妻子也曾声称她的嫁妆价值20万贯。
苏轼的弟弟苏辙为了给女儿筹办嫁妆，特地卖了他在河南新乡购置的一块好地，凑了“九千四百缗”，让女儿带进婆家。“九千四百缗”就是9400贯(每贯等于1000铜钱)。苏辙在日记里说，他这是“破家嫁女”。意思是，为了给女儿办嫁妆，他几乎倾家荡产。因此，在与好友章惇通信时，苏轼想到弟弟苏辙的近况，不由这般写道：“子由有五女，负债如山积。”
普通官员亦如此。南宋景定年间，一个九品郑姓将仕郎之女，嫁给万知县之子，除了随嫁的500亩田，还有“奁具一十万贯，缔姻五千贯”及新婚夫妇用的各种昂贵的纺织品，如“开合销金红一匹，开书利市彩一匹，官绿公服一匹，画眉天孙锦一匹”，纺织品里还包括两种样式不同的“籍用官绿纱条”“籍用紫纱”，两对扎顶髻的带子，15件刺绣品，30套红绸衣服。还在“双金鱼袋”里“纳本侧礼书三缄”。当然，虽然有郑氏这么多地产的妻子并不多，但宋代司法案例的记录表明，用土地做嫁妆并非少见。
随着士大夫阶级之间的攀比，置办豪华的嫁妆也蔓延至民间。当时的南方地区，很多少女刚刚到了十四五岁就不得不自己干活赚钱，置办嫁妆。但是能真正靠自己赚钱置办好自己嫁妆的女子少之又少，因为嫁妆花销实在太大，所以很多女子还是无法结婚。据记载，福建漳州民间嫁女，因为随嫁的“妆奁厚薄，外人不得见”，乃置“随车钱”“大抵多者一千贯，少者不下数百贯”，如不这样，一定会被“乡邻讪笑”。而“巴人娶妇，必责财以女氏”，以至“贫女有至老不得嫁者”。南宋初年，四川华成县令做了一个调查，本县到了婚嫁年纪还没出阁的姑娘有数百人之多。原因就是置办不起昂贵的嫁妆。福州孙觉曾经试行一道地方政策，规定姑娘出嫁之时，所带的嫁妆金额不得超过100贯。这项政策实施之后，一下子促成了几百桩婚事。
厚嫁之风充斥于两宋社会，也不是所有士大夫对此视若无睹。宋代蔡襄对此抱怨道：“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司马光则写文痛批这种大肆置办嫁妆的现象：“今世俗之贪卑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
其实，一部分士大夫阶级之所以乐此不疲地为女儿置办嫁妆，除了让女儿不在婆家受委屈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厚嫁之风使姻亲关系中的财产因素增加，这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会使婚姻关系变得更牢固。宋代的士大夫，希望通过巨额的嫁妆缔结良好的姻缘。换句话说，娘家希望用足够丰厚的嫁妆维系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系，即便是嫁了女儿，也希望在将来得到女儿、女婿甚至是外孙的帮助。所以这份属于两家的“共同财产”，也为女方父母提供了巩固甚至改变本家族社会关系、社会地位、家族声望和经济状况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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