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搭乘的客船驶离了徐闻递角场，向对岸驶去。这一段生活，苏轼刻骨铭心，写下了许多情深义重的诗文。一篇篇、一首首读下去，想象苏轼在海上的航程，不断地自问，他搭乘什么样的客船，能够“一帆济海，半日可到”。
应该说，宋朝的海上交通有了一条清晰的线路，贸易需要，造船业和航海业得以发展，造船、航海技术也有了大幅度提升。自宋朝开始，中国海船异军突起，频繁穿梭在中国到印度的航线上。中国的海船宽大、稳定，设备优良，指南针的应用，保证了航船的安全，因此得到外国商人的青睐。苏轼辞世20余年后，宋徽宗派遣徐兢出使高丽，宋徽宗命令明州招宝山船场建造“循流安逸通济神舟”“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每艘船舱分为三层，水手180人。徐兢与一班人马乘“神舟”到达高丽，引起高丽朝野震惊。在船上，徐兢有了切身的体验，他把自己看到的情景记录下来：“洋中不可住，惟观星斗前迈。若晦瞑，则用指浮针以揆南北。”也就是说，船员夜观星象，白天观太阳，阴天依靠指南针指引航行的方向。宋朝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是被朝廷贬谪的“五品琼州别驾”，是个虚职，自然无资格乘“神舟”出行。不过，从北宋的造船技术与工艺水平来看，在大宋海上航行的船只还是有一些名堂的。也就是说，苏轼渡海，会有航海设备与航行技术保障。但毕竟是第一次渡海，内心肯定焦虑，望海而叹。这种感觉，既来自大自然不可预知的神秘，更多的是来自政治上的淫雨腥风。远在开封的政敌欲置苏轼于死地，他们不顾苏轼年迈体衰，决然把他贬谪海岛，苏轼当然懂。
我们不知道苏轼乘什么样的船渡海，与他同行的亲友除了苏迈还有谁？他在船上的生活怎么样？读苏轼的《伏波将军庙碑》，看到了一点蛛丝马迹。这篇碑记是他在儋州所写，其中一段陈述了渡海的所见所感：“自徐闻渡海，适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舣舟将济，眩栗丧魄。”苏轼渡海，有可能“一帆济海，半日可到”，但是，在大海上漂泊，他眼中的桅杆与风帆，一定是奇形怪状的，因此才有“舣舟将济，眩栗丧魄”之叹。的确，苏轼深陷精神困境，他到儋州后给宋哲宗写的《到昌化军谢表》有所表露：“……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臣轼(中谢)，伏念臣顷缘际会，偶窃宠荣。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恩重命轻，咎深责浅。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文炳焕，汤德宽仁。赫日月之照临，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动，稍赐矜怜；俾就穷途，以安余命。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苏轼的贬谪之路可谓波谲云诡。
苏轼一行是在1097年6月11日夜抵达海南岛澄迈县的，在通潮驿住一晚，便去琼州府城报到，履行相关手续，又回到澄迈，住在赵梦得宅院。从此，与赵梦得结下深厚友谊。苏轼在儋州期间，赵梦得曾往开封、成都、许州等地，去看望苏轼的家人，带去苏轼的问候。对于赵梦得的真情，苏轼记在心里了。他书“赵”字榜书赠送，又为澄迈赵家大院的一个亭子题写了“清斯”，另一个亭子题写了“舞琴”。同时，还将自己书录陶渊明、杜甫诗的书法和自己的诗稿相送。苏轼在儋州的生活日趋稳定，心情开朗起来，他与赵梦得手札，邀请他一同饮茶：“旧藏龙焙，请来共尝，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赵梦得在苏轼心中的分量，于此可以掂量出来。
正如苏轼自己所说“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他经历过无数风雨，他在荒凉的海岛克服内心的焦虑，抗争悲惨的命运，努力打开心扉，让光芒照射进来，他对未来还有憧憬。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底，宋徽宗下诏书，苏轼以琼州别驾的官职移廉州安置，他长长喘了一口气。这一年宋哲宗驾崩，赵佶继位，是为徽宗。宰相，也就是苏轼政敌章惇大权旁落。接到诏书，苏轼整理行囊，六月十日离开儋州，在澄迈落脚。来时澄迈，去时澄迈，苏轼神伤，看到澄迈的一景一物，尤其是刚到海南所住过的通潮驿，给了他无尽的想象，遂吟诵《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一：“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其二：“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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