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手札百读不厌，《渡海帖》尤甚。“轼将渡海”“梦得秘校阁下”，两行沉甸甸的字，就像两个难解的谜语，结成两个奇形怪状的谜团，吸引着我，诱惑着我。
“轼将渡海”，是文学的夸张修辞吗？如果不是，他为什么渡海，何时渡海，是真的渡海，还是假的渡海？一千年前的海，给人的感觉会比今天汹涌，也会比今天惊骇。苏轼，不怕吗？
反复阅读《渡海帖》，知道了苏轼渡海的经过。这通手札是1100年6月13日，苏轼即将离开海南时写给梦得秘校的。梦得秘校，就是赵梦得，是苏轼1097年在海南澄迈结交的朋友，那一年苏轼60岁了，自惠州贬至海南儋州。苏轼屡屡被贬，只是往昔的贬谪之路有土可依，尽管路遥坑深，走在上面，心要踏实许多。往儋州，只能渡海，此前，苏轼没有渡海的经历，还历之年渡海，是一次什么样的挑战，不言自明。
写完《渡海帖》的苏轼，将要第二次渡海。有意思的是，他在海南澄迈登岸，结识了赵梦得，离开海南，在与赵梦得相识的地方留下了深情款款的《渡海帖》。我无数次凝望《渡海帖》，读文看字，心旷神怡，于是浮想联翩，苏轼是如何渡海的。一次是60岁渡海，一次是63岁渡海，两次渡海，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人生感受。
苏轼晚境堪忧，随时可能被贬到任何地方。59岁，被贬惠州，刚刚落定，又贬至儋州。作为朝廷命官，他别无选择，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1097年4月19日，苏轼离开惠州，第一站到广州，又从广州乘船到了梧州，然后再向南行，来到雷州半岛。在雷州，他见到了贬至雷州的苏辙。兄弟相见，百感交集，对世事多有忧虑。苏辙与兄长苏轼手足情深，他陪哥哥来到雷州徐闻递角场，准备渡海。如今已经被海堤围拢起来、种植着红树林的徐闻递角场，在北宋年间是有名的交通要塞。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边帅门》中讲道：“汉武帝斩南越，遣使自徐闻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闻县递角场，直对琼管，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即其所由之道也。元帝时以海道闭绝，弃之。梁复置崖州。”南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也有相同的记载：“徐闻有递角场，与琼对峙，相去约三百六十余里，顺风半日可济。”
“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周去非说得轻松；赵汝适更是轻描淡写，“相去约三百六十余里，顺风半日可济”。然而，三百六十余里的海上航行，怎么会一帆风顺呢。面对“半日可到”的航程，苏轼忧心忡忡。从惠州到广州，见到了从刑部尚书任上弹劾下来、时任广州太守的王敏仲，离开广州之前，他在与王敏仲手札中悲凉地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去海南儋州，苏轼没有打算活着回来。
徐闻县，由广东省湛江市管辖，已经是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市了。宋代，徐闻盐业发达，经济繁荣，自然需要一个往来便捷的递角场，徐闻递角场就成了中国南部重要的交通要塞，许许多多的盐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徐闻与海南岛隔海相望，也是去往海南岛的必经之地。苏轼到达徐闻，苏辙为伴，兄弟之间依然会臧否时局，想当年，两兄弟在开封科考，成绩突出，宋仁宗看到他们所写的策论，颇为自豪地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兄弟暮年，一个贬谪儋州，另一个贬谪雷州。苏轼与苏辙的满腹箴言，不知对谁言说，他们只能在寂寥的海边洒泪哀叹，等待分别之日的到来。1097年6月11日，苏轼与苏辙在徐闻递角场辞别，他在儿子苏过的搀扶下，登上了一条客船。在徐闻，时光难挨，那段复杂的情感经历，苏轼在他的《和陶〈止酒〉并引》一诗里记载下来了——
“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
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已。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
读了这首诗，仿佛一千年前的一幅生活场景浮现在眼前，湿热的海风吹着，四野漆黑一片，苏轼、苏辙夜不能寐，而天亮时分又是兄弟分别的时刻，他们心如刀割，尝尽了人生的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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