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茅坤的好友当中，有明代散文家、《文编》和《六家文略》的编撰者唐顺之。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茅坤补任丹徒县令，此时唐顺之正被削籍归家。他途经丹徒与茅坤见面，结交论文，遂成知己。唐顺之将韩愈比作司马迁，又将宋代的欧、曾、“三苏”比作韩愈，劝茅坤不要轻视。茅坤当时不服气，作《复唐荆川司谏书》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文章本于“六经”，《史记》离“六经”最近，所以气度尚雄厚，规制尚宏远。欧、曾离“六经”远，所以风调愈下，神气愈离。写文章应当追本溯源，直追“六经”。如果效仿欧、曾，就会迷失方向。唐顺之随即复信答辩，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各个时代的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风采，唐、宋文章自有其奥妙。
从茅坤传世的信件中，人们知道，茅坤的转变发生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当时茅坤34岁，仕途不顺，发奋读书。他广泛阅读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班固，以及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曾巩、三苏等诸家文章，细心揣摩他们文章的旨意，在《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中，他评价唐宋诸大家的文章“琴瑟柷敔，调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他将唐宋诸家的文章比作各种不同乐器，声调虽然不同，但是内在音律是相通的，由此认识到以前一味刻意模仿司马迁的文章，仅学到了皮毛，并没有掌握内在规律。
此后，茅坤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辞官，隐居40余年，以授徒讲学为业。他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在这一时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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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刻本
刻本指的是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地域，刻书者、刻版形体及印刷技术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形式各异的刻本。
从时代上区别的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等刻本。
因地域不同，有浙本（浙江地区刻本）、闽本（福建地区刻本，因以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为中心，故又称建本）、蜀本（四川地区刻本）等。
因雕版刻印的早晚不同，有初刻本、覆刻本、影刻本等不同称谓。初刻本是指书籍编撰完成后首次刊刻的版本，因为时间上最为接近原著，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版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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