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三大诗人的“消费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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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顾况所说，白居易在长安的生活果然顺利。当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社会生活日渐恢复。白居易在仕途上也远比李白、杜甫幸运得多，他在科举得中后，很快升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升为都察院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等。由于仕途上春风得意，白居易的收入也一直在上升，即便后来被贬出京城，生活也十分优裕。官俸之外，白居易还有不菲的润笔费，如他给元稹写《河南元公墓志铭》，１４００个字就得了７０万钱。据《止戈集》中的记载，长安在夏天非常炎热，很多高官显贵往往购买冰块来解暑降温。由于冰块都是上年冬天储存的，因而价格非常高。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买不起，就是官员或富商也只是小块小块地买，而白居易是“论筐取之，不复偿价”，而且每天如此，这个消费能力是相当高了。

　　因为一直在做官，白居易一生也积攒了不少财产。据《达哉乐天行》自述，白居易在晚年时处置家产，“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都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由此可见，白居易在钱财上相当看得开，所以才会有“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的感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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