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井喷状态远远超出预期。作家们像是一种共同约定，助推长篇小说呈现繁盛局面。要从大量的作品里总结出值得关注的共同趋向，难度太大，不过，通过集中阅读，仍然能读出一些共同趋向和特征。
以浓烈的地方性强化作品的独特标识，增强辨识度
小说发展到今天，从创作实践角度讲，在很多方面面临难题。艺术表达上的“高招”早已穷尽，作家很难寻找到新意和新的突破。这几年，我通过对多部长篇小说的分析发现，小说家们努力通过“融合”来寻找突破方向，即努力将传统与现代、流行小说的元素与严肃小说的主题等多重因素进行新的融合，以打通各种既定的壁垒，形成既能赢得广泛读者，又能保持纯正口味的创作局面。
集中阅读几乎“疯狂产出”的长篇小说，我又有一些新感悟，即小说家们突然集中强化地方性。这种地方性至少具有两种功能:在突出地方性的同时强调故乡感，即所谓“地方性”，其实是作家本人的某种故乡情结;这种地方性并不是作为现代性对立面存在的，而是努力与现代性融于一体，甚至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以地理名称作为小说名的作品集中推出。这些地理所指，有大也有小，有古也有今，有虚构也有实指。比如，《野望》《北流》《本巴》《宝水》《家山》《烟霞里》《凉州十八拍》《金墟》《苏州河》《白洋淀上》《雪山大地》《秦岭记》《铜行里》《钢的城》《望江南》《仪凤之门》《河湾》《天露湾》《乌江引》《老渤海》等。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小说内部体现出的风格特点。乔叶的《宝水》就颇具代表性。这是一部主题鲜明的作品，直接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小说的地方性最突出表现在语言上，通过大量加入更具活力的方言俗语，来强化人物故事所属的地方性特指。这种方言俚语已经延伸至市、县，甚至村镇一级，大大激活了小说的动感。
以地方性来展现独特性，以民俗文化的描写彰显文化色彩，以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体现艺术个性，成为作家不谋而合的共同选择。王跃文的《家山》把方言直接带入叙述语言中，而不只运用在人物对话里。无论读者是否直接理解语言的含义，作家都从不做任何“旁白式”的注解，而是通过反复使用让读者去领悟和感知。这样的句式布满全篇，俯拾皆是。
必须要强调的是，人物对话甚至叙述语言上的“土得掉渣”，不仅突出民俗和地域风情，而且还体现出某种现代性转化的艺术自觉。
葛亮的《燕食记》夹杂着不少粤语方言，阅读难度显而易见。可是随着阅读的深入会发现，半懂不懂间自有妙处，它们造成一种陌生而奇异的效果。拆开每一个字，可能有些并不大容易理解，但是把它们组合起来，似乎又能读懂，而且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和岭南色彩。
付秀莹《野望》的荷花淀风味，林白《北流》的南国味道，蔡崇达《命运》的闽南腔调，霍香结《日冕》的梅山气质，各具特色，都具有标识度很高的地域风格。即使是徐坤这样曾经的先锋小说家，在其新作《神圣婚姻》里，一样让人读出浓浓的东北味儿。而且我坚持认为，小说故事中那些敢爱敢恨、爱哭爱笑的男女人物，那些充满奔走、吵闹、冲突和纠葛不断的故事，到小说的收束部分统一逆转和归于和谐、归于美好，体现出人物互相之间的关爱、信任，这样的处理符合东北小品程式化结构的特点，十分有趣。
在刻意留下自叙传色彩的同时，写出一种超越个人的精神故乡
邵丽的《金枝》是写家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但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经过了“我”这个家族主要成员的目光和情感过滤而被书写，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情感内质。这样的叙事方法，平实而自然地规避了严整的百年叙事模式，以充满人物性格的口吻，让宏大历史与伦理亲情有效地融于一体，彰显出鲜明的艺术风格和饱满的小说气质。
魏微的《烟霞里》同样是写普通人与历史的对话，不过在呈现上更为直接。小说一样刻意留有某些自叙传痕迹。这不是作者与人物在某些方面的相似和联系，而是将自己的出生、成长，命运、归宿和盘托出，几乎就是一部非虚构的人生盘点。田庄从李庄出发，一路走到她早已心向往之的广东，置身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微小的生命个体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时代风云奇妙结合，让时代像巨浪冲击着每一个个体生命，也像一道长城耸立在每一个个体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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