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涉及到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最敏感，同时也是较少被大家关注的命题之一——土地税法。“土地税法背后潜藏的是土地的分配、缴税的规则，这是影响到中国历朝历代关键命脉的大事。但是因为这件事极其专业、复杂，怎么去计算田地的大小、赋税的多寡，一般人弄不明白，当时的普通人也不懂，同样需要专业人士才解释得清楚，但是它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后世人知道，万历变法是明中后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为大明续命百年，本来大明都处于一种积重难返的状态了，那么这种状态在当时一个具体的基层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想做一种一叶知秋、管中窥豹的尝试。”
在马伯庸看来，该剧的意义正在于为今天的观众打开一个看待历史的别样视角。“我们原来看待历史关心的是谁能打、谁是名将、谁是名相，哪个皇帝是贤良的，哪个皇帝是昏庸的，现在，我们想给观众打开历史的另外一种视角，通过经济的眼光、基层的眼光，来看一个王朝的兴衰、一个时代的变迁，这是我觉得值得现代人思考与探讨的事情。”一直以来，马伯庸有一个坚定的历史观——所有历史都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在他看来，这些人民群众中，单一个体可能是无力的、很难发声的，但是当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聚合到一起时，这便是时代之潮，而那些英雄人物就是顺应这个潮流站在潮头的人。“说白了，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然后知道长江去往哪里。”
放得下，退得出
从作家到编剧的自我修养
马伯庸写完剧本第一稿花了大概五个月时间。“编剧的正常工作流程应该是先写人物小传，把每一个人物的心路历程等想好，然后做大纲，大纲要想清楚故事的前因后果，大纲通过后再做细纲，做完细纲，具体时间逻辑、情节线清楚了，再做具体的剧本。但是我没法这么干。因为我习惯了无大纲式的创作，写作中间一定会涌现出很多新想法，不断再改。平台还是选择了信任我的构思能力。所以，我做了个简单的人物小传之后直接进入到剧本，一路像写小说一样往下写，中间会有很多意外，也会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例如剧中的丰宝玉，起初马伯庸对这一角色的设定只是一个功能性角色。因为主角帅家默是一个阿斯伯格症患者，数学很有天分，但是情商极低，他身上有一股拧劲儿，这股拧劲儿表现为他知道一个东西错了就必须要改正过来，帅家默情商低、不善言辞与其童年阴影有着莫大的关系。而替主角开口说话的任务，就落在了丰宝玉身上。“我本来想的是两三集之后就把这个人物扔掉了，结果没想到丰宝玉这个角色从他一出场便非常活泼、抢戏，我作为作者都按不住他，他不断跳出来，甚至一跃成为男三，这完全是一场意外，我写的时候连他的人物小传都没写。”马伯庸感到，艺术创作与其他工种不一样，一是它无法定量，二是每一部文艺作品都是独一无二、个性鲜明的，而这种个性又来自于创作者自身的经验与天分。“个性本就需要足够的空间去生长，如果平台足够宽容、包容，创作者就能反馈给他们个性鲜明、精彩纷呈的作品。”
在马伯庸看来，作家担纲编剧要努力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放得下，二是退得出。“放得下”是说作家在做编剧时，要能够在一定情况下放下写小说时的表达欲。因为小说是独立完成的，而电视剧是集体作业，剧本只是开始，后面还有导演、表演、剪辑、特效、录音等一系列工作环节，所以这时候你就不能过于坚持个人的东西，甚至有时候还需要你做出妥协。“退得出”是说许多作家当惯了编剧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当作家，发现回不去了，习惯了镜头语言对于文学语言来说，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儿。“我一直也有过类似的心理建设，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把影视剧的镜头技法放到小说中去，所以很多人会问我，‘你是不是为了方便以后影视化改编，才把小说写得特别有画面感？’我想说这是两码事，画面感归画面感，这是我从影视剧里学来的，但不代表它就是剧本。你写得再有画面感，到了剧本阶段还是会把这一切推翻重来。因此，作家既要能够从影视作品中汲取经验，也要能退得出来，不能完全被影视所束缚住。” 马伯庸坦言，除丝绢案外，龙脉保卫战、杨干院律政风云、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小吏舞弊案、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等其余五个案件也会陆续做影视化改编，“我开个头、打个样，后面几个案件我应该就不再担任编剧了。我对自己现在的状态还挺满意的，想写的东西特别多。这是考验我退得出的时候了，我又要回去继续写小说了……”（许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