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小说出版伊始就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阅读热潮，同时催生了大量同类型战争文学的创作与讨论，却也受到最多的争议。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本就背负了大量战争赔款的德国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自1925年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再度缩紧，下一次战争的阴霾又在远处隐隐作祟。随着小说的持续热销，针对书中影射的“战争是徒劳的”这一观点，德国国内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声，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雷马克的全部作品遭禁，称其为“对战争中德国士兵的文学背叛”，《西线无战事》的库存也被全部查封并销毁。对于雷马克是否在书中夸大甚至篡改了自己的经历，人们争论不休，其关注度之高，甚至偏离了对文本本身的艺术评价。
一部以“战争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却引发了如此之大的舆论争议，其部分原因与出版社采取的营销策略有关。根据传闻，这部小说源自雷马克突发的灵感，用下班后的六周业余时间完成，几乎没有修改就原样出版了。小说中对战争的描写，包括保罗及其战友的大部分经历都是作者本人的亲历，而他之所以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主要是为了克服自己的战争创伤。据雷马克在1929年6月的一次采访中所说，“我忍受着相当严重的绝望发作的折磨。就在试图战胜绝望的时候，我逐渐开始有意识地和系统性地寻找我之所以产生抑郁的原因。在我努力分析之下，我回想起自己的战争经历。我在许多熟人和朋友身上观察到完全类似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烦躁不安、漫无目的……战争的阴影也恰恰笼罩在我们身上，即便我们完全不去想它。”而雷马克的出版商也试图佐证这种说法，在预印版的广告中称“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并非职业作家，而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抓住了机遇，在数月前突然迫切感到要用言语表达和塑造经历过的一切，从内心深处摆脱发生在他和他的同学身上的噩梦”。
这样的创作传奇，部分是出版社为了满足普通读者的期待而构建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雷马克研究和历史文献都表明，作家早在野战医院休养期间就开始构思这部作品，并从其他士兵那里收集相关素材。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他仅仅受过一次较为严重的伤，尽管他本人声称的数量是四到五次；而在战后接受的诸多采访中，他对于自己经历的战争细节也讳莫如深。根据目前流传的文稿来看，出版社曾要求雷马克对文本中批判性过重的内容加以删改，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并且，在小说出版前后，出版社在营销推广中强调雷马克为“一战中德国士兵的代言人”，还印刷了大量宣传册，这或多或少有暗示潜在读者的意思——只要购买一本《西线无战事》，就能够知晓雷马克在书中描写的到底是不是战争的“真相”。
理性的读者都清楚，以非虚构的标准去衡量一部虚构作品的价值，无疑是可笑的，因此，当我们更仔细地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围绕《西线无战事》展开的这场“真相”之争，其实质是当时不同的政治派别针对战争集体回忆的解释权的争夺。随着该书的影响不断扩大，它受到争议之声越来越多，那些反对意见也早已脱离了作品本身，被各方各派别用来支持自己在当代战争语境中的不同立场。在这样的多方角力中，《西线无战事》作为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本质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
当今世界，重读又有别样的体会
首版于一战结束十周年纪念日前后的《西线无战事》，或许并非首部以个体记忆为叙事起点的战争小说，但它对生命悲剧意识的深入刻画让大众——尤其是德国读者——在主流叙事的国家神话以外获取了正视个体创伤进而重塑集体记忆的可能。历史披上虚构的外衣，让读者在不同意识形态交锋的夹缝中，接纳过去与现实之间的悬滞。透过纸页的想象，保罗的经历转化为每一个读者的阅读记忆，也将个体从自上而下的集体意识中解放出来。更进一步来看，它为战后的德国大众文化提供了一种“正常化”的叙事策略，在这样的视角下，作为个体的保罗们与其他国家的士兵一样，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从而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国家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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