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1年5月至今，根据英国版《赵氏孤儿》改编的音乐剧在中国20多座城市巡演，共演出70多场。有人说这部音乐剧是中英混血，人们在剧中既看到了莎翁剧中常见的“鬼魂复仇”的情节，也看到了古代中国人的道义与忠烈，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的《哈姆雷特》”。
1、阴差阳错的译稿
18世纪30年代，在北京的法国人马若瑟翻译了一出元杂剧，托两个朋友把译稿带回巴黎，送给法兰西学院的东方学者傅尔蒙。阴差阳错，译稿流落到汉学家杜赫德手里。杜赫德正在编辑一本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也就是后来的《中国通志》。拿到译本的杜赫德如获至宝，未经马若瑟和傅尔蒙准许，私自于1735年在《中国通志》中刊登了这部中国戏剧。
傅尔蒙因版权的原因也曾写信谴责杜赫德的行为。事实上，傅尔蒙本人也做过同样的事。早在1728年，马若瑟曾把《汉语札记》的手稿寄给傅尔蒙，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在法国出版。傅尔蒙当时也正在编纂一本汉语语法书，他把马若瑟手稿中的材料用在自己的这本《官话语法》中，并抢先出版了书的一部分。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从此被束之高阁，在一个世纪之后才被人发现，于1831年正式出版。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将近300年，在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唏嘘，人们也许会想：马若瑟的这份元杂剧译稿，如果真到了傅尔蒙的手里，会有怎样的命运？也许历史应该感谢杜赫德，是他挽救了这个很可能被埋没的译稿，为中国文学影响欧洲创造了可能。
这部元杂剧就是《赵氏孤儿》，作者是纪君祥。《赵氏孤儿》在西方被多次翻译或改编，一共有一个法文版本、两个英文版本、一个德文版本和一个意大利文版本。最近的一次改编便是在2012年：英国诗人、剧作家詹姆斯·芬顿受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邀请，在美国汉学家韦斯特和伊德玛英译明版《赵氏孤儿》的基础上，创作了一个新的英语版《赵氏孤儿》。同年10月，芬顿的剧本被搬上舞台，在莎士比亚的出生地——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演出。2021年，这个当代版的《赵氏孤儿》被翻译成中文并改编为音乐剧，并开始了在中国的巡演。
2、马若瑟和杜赫德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司马迁把这个故事写入《史记》时做了改动，成为我们所熟悉的故事的雏形。在明朝时期，该剧经臧懋循整理和改编后，收录于1616年《元曲选》。在《告读者》中杜赫德介绍了马若瑟译本的出处——“一本名叫《元曲百种》的书”，该书“收集了元朝时期创作的100部最优秀的剧目”，《赵氏孤儿》是其中的第85部。据此判断，马若瑟翻译时所参照的应该是臧懋循搜集整理的《元曲选》。
马若瑟之所以把《赵氏孤儿》介绍到欧洲，主要是因为它与法国悲剧有诸多相似。首先，它是元杂剧中不多的五幕剧；其次，沉重的悲剧主题一以贯之，没有滑稽的喜剧幕间剧，也没有爱情场面；另外，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皆出身贵族。实际上，马若瑟的翻译只有念白和舞台说明而没有唱词，杜赫德将其中原因归结为译者的汉语水平：唱词“太难理解”，有太多“我们不了解的典故和无法察觉的修辞”。
在《〈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文中，英语语言文学专家范存忠先生指出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即马若瑟专攻经学，对“词曲小道不很内行”。在《中国之欧洲》一书中，法国当代汉学家艾田蒲从18世纪中西交流的趋势出发，认为马若瑟和当时的很多欧洲人一样，“对中国人的音乐所知甚微”，“对中国音乐在元杂剧中所起的作用也了解极少”。
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在《中国通志》刊出后，引发了人们对中法戏剧传统的比较与热烈讨论。在18世纪的法国，新古典主义是戏剧创作的唯一标准，文艺理论家布瓦洛《诗的艺术》是新古典主义的教科书。在这本书里，他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中提炼出一些规训，结合法国当代戏剧家的作品，形成了一套戏剧创作的原则。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看《赵氏孤儿》，它并不符合新古典主义主张的“三一律”——即“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而在《赵氏孤儿》的故事里，从婴儿出生到复仇历经了20年，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多次转换。但是杜赫德深信，这部创作于十三四世纪中国的剧目，要比同时代的法国剧高明得多。他说，在那个时代，“(法国)诗剧是很不成熟、十分粗糙的”，因而“无须在此寻求时间、地点和剧情的‘三一律’以及为赋予这类作品以规律性而应遵守的规则”。
3、威廉·哈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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