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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做任何的决策都会涉及原有的利益所得者。
这些利益所得者，不是个人，而是一些强大集团，要处置这些人的利益，难度非常大。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坊街的改造。河坊街从拆改成保，是我主持市政府工作的第一项重要决定。我在杭大读书的时候也去过河坊街，我认为这是杭州的宝贝。当我决定要把它保下来的时候，当时的副市长陈继松眼泪当场就流出来了。因为他是拆迁指挥部的指挥长，现在要就地改成保护指挥部的指挥长，这个转变多大啊！
当时有三拨人反对，一是个别思想保守者有意见。因为原市政府决定要拆河坊街的，当时河坊街上的树已经被砍光了，人也搬光了，土地也分光了，不能说改就改呀。二是已获得河坊街开发权的六家房地产公司。这六家房地产公司都是有背景的，它们已经把地分走了，现在要将它们到手的利润取消，当然有抵触。三是原来的住户。原来的住户虽然没有房屋所有权，但是他们习惯长期住在西湖边，如果将河坊街保下来，他们就要离开河坊街住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记得有一次中宣部部长来杭州视察，这批人中的一百多人“啪”地跪在部长面前，我就在旁边，很尴尬。但是两年半以后，河坊街开街了，这些不满就烟消云散。当时在河坊街设计的时候，我们请了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我让阮教授赶快给我重新设计一下，但他说调查研究至少要一年半，我开玩笑地说：“等你一年半规划拿出来的时候，我官帽可能就没了。”后来通过招标，三个月就把规划拿出来了，修复取得巨大成功。
回溯这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每一项成就和失误都衡量着当地决策者的素养和才能：是注重长远利益，还是注重眼前利益；是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追求局部利益；是着眼于打基础，还是着眼于形象工程；是迎难而上，还是顺水推舟 …… 历史和民心会述说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