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星》原文、注释、白话译文、赏析、创作背景

来源：世界儿童文学网　　作者：诗经

可能即为邶诗，“安知非即邶诗乎?邶既为卫所并，其未亡也，国事必孱。......当此之时，必有贤人君子，......故作为是诗，以其一腔忠愤，不忍弃君，不能远祸之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首诗凡五章。第一章写作者夜不能寐，原因是怀有深忧，无法排遣。首二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以自喻，虽以喻国，以舟自喻，喻忧心之沉重而飘忽，以“舟喻国，泛泛然于水中流，其势靡所底止，为此而有隐忧，乃见仁人用心所在”（《诗经原始》）。诗一开始就写出了抒情主人公沉郁的心情。接着点明夜不成眠的原因是由于痛苦忧伤一齐涌积心头，这里既有国家式微之痛，又有个人不遇于君、无法施展抱负之苦。“隐忧”是诗眼，贯穿全篇。末二句写出了作者的忧国之心和伤己之情，即使美酒、遨游也不能排除自己的痛苦忧伤。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云：“饮酒遨游，岂是妇人之事？”以驳朱熹之说，自有相当理由。第二章表明自己不能容让的态度和兄弟不可靠。“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二句，表白不能逆来顺受之意，辞意坚决、果断，以镜作喻，说明自己不可能像镜子那样不分善恶美丑，将一切都加以容纳而照进去。“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写兄弟之不可依靠。《孔疏》云：“此责君而言兄弟者，此仁人与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责之；言兄弟这正谓君与己为兄弟也。”虽过于落实，但从后两句“薄言往恕，逢彼之怒”看来，却与《离骚》中“茎不察余之中情兮”两句的意思相近，说它是借喻君主，未必不符合原意。第三章“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表明自己坚定不移的刚强意志。这四句以“石”、“席”为喻，表明自己意志的坚定，语句凝重，刚直不阿，哪里有丝毫的“卑顺柔弱”之处（况且即使“辞气卑顺柔弱”也并不能作为妇人之诗之证）。“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二句，更是正气凛然，不可侵犯。尤其是“威仪”一词，决不可能是妇人的语气，特别是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里。“威仪”从字面上讲，是庄严的仪容之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北宫文子曾对卫侯论及“威仪”说：“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并引“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为证，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另外全章六句，每二句的下句均用“不可”一词，形成否定排比句，铿锵有力，气势极其雄健。第四章写茕独无助，捶胸自伤，原因是被群小侵侮，一再遭祸受辱。“群小”一次对说明作者的身份很有用处，陈启源在《毛诗稽古编》中说：“朱子至谓群小为众妾，尤无典据。呼妾为小，古人安得有此称谓乎？”那么，“群小”“指虐待她的兄弟等人”行不行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果然如此，她就不可能“薄言往怒”了！所以“群小”，只能释为“一群小人”，犹《离骚》中之“党人”一样。第五章写含垢忍辱，不能摆脱困境，奋起高飞，由
　　此感叹统治者昏聩。首二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以日月蚀喻指蛛蛛昏聩不明。姚际恒曰：“喻卫之君臣昏暗而不明之意。”（《诗经通论》）中二句“心之忧矣，如匪纺衣”，喻写忧心之深，难以摆脱。严桀云：“我心之忧，如不纺濯其衣，言处在乱君之朝，与小人同列，其忍垢含辱如此。”（《诗缉。）末二句“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写无法摆脱困境之愤懑。“奋飞”一词语意双关，既感愤个人处境困顿，无法展翅高飞，不能施展抱负，又慨叹国家式微振兴无望。我们不能想象，在那礼制重重，连许穆夫人家国破灭归唁卫侯都横遭阻拦的春秋时代，一个贵族妇人（或普通妇女）能高唱“奋飞”，有“想突破生活的樊笼，争取自由幸福”的思想。黄元吉云：“妇人从一而终，岂可奋飞？”（〈传说汇篆〉）比之将古代妇女思想现代话的倾向，还是基本无误的，虽然它也脱离了时代实际。
　　这是一篇直诉胸臆，径陈感受，风格质朴的显示注意作品，“隐忧”为诗眼、主线，逐层深入地抒写爱国忧己之情，倾诉个人受群小倾陷，而主上不明，无法施展抱负的忧愤。首章便提出“忧”字，接着写不得“兄弟”的同情，深忧在胸，屋脊排遣；然后再写自己坚持节操，不随人转移；后边又写群小倾陷，而主上不明，只得捶胸自伤；最后抒发无法摆脱困境之愤懑，向最高统治者发出呼喊，从而将爱国感情表达得十分强烈。
　　此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善用比喻，而富于变化：首章“泛此彼舟，亦泛其流”，末章“日居月诸，胡迭而微”是隐喻，前者既喻国事飘摇不定，而不直所从，又喻己之忧心沉重而飘忽，后者喻主上为群小所谗蔽,忠奸不明。“心之忧矣，如匪纺衣”，为明喻，喻忧之缠身而难去。二章之“我心匪鉴”、三章之“我心匪石”，则均用反喻以表达自己坚定不移的节操。至于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所说的“三‘匪’字前后错综则是指诗在句法上的表化，“我心匪席”连用排比句，而“我心匪鉴”句为单句。
　　另外，诗的语言亦复凝重而委婉，激亢而幽抑，侃侃申诉，娓娓动听在〈诗经〉中别具一格。▲

【创作背景】

　　此诗的作者和背景，历来争论颇多，迄今尚无定论。简略言之，汉代时不仅今古文有争议。这些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派：一派认为作者是男性仁臣，另一派认为作者是女子。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女子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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