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村少年生活：3年级恋爱 打群架成常态

来源：学习力教育智库　　作者：佚名

　　第四，它的组织功能在不断地扩张，从最初仅仅对抗同辈群体，到后来逐渐对抗班主任老师，甚至于后来对抗学校制度。他们始终在强者与弱者的角色扮演中相互转换，而这种相互转换使他们悄悄地完成了个体的社会化，并逐步在反学校文化自我认同过程中加速了底层再生产。

　　抵抗“兄弟帮”的非正式群体如春笋般不断创生

　　更多需要抵抗“兄弟帮”欺负的其他“兄弟帮”则在隐匿中如春笋般不断创生，他们大多数为学校管理者所不可见，但却真实存在于像云乡学校这样的底层寄宿制学校中。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运转更为常规的非正式群体是：师徒制、亲戚制和情侣制。

　　“师徒制”是在学生内部所生发的一种群体关系，这种关系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严格等级化的师徒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学校官方所反对的“灰色经验”共享层面上的同辈关系。例如，电脑游戏经验、打牌经验、翻学校围墙经验、作弊经验、设计恶作剧经验等等。

　　“师徒制”这种非正式群体内部关系具有明显的四大特性：一是不稳定性，作为“徒弟”的学生和作为“师傅”的学生之间不具有正式化和严苛性的师徒礼仪与规范；二是短时性，当“徒弟”感兴趣的经验从“师傅”那习得以后，师徒关系便很快宣告破灭；三是单向性，“师徒”之间的关系仅仅维系于学生两者之间，与其他学生没有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同门师兄弟的关系网络；四是可交换性，“师徒”之间关系并不固化，只要一方拥有对方感兴趣的新经验，师徒关系随时都可以相互变更。

　　“灰色经验”正是在这种非正式的“师徒制”关系结构中被不断复制、扩散和发展，从而不断累积和沉淀起学校一届又一届群体性与规模性的反学校文化。

　　“亲戚制”是学生内部所生发的另外一种群体关系，这是通过彼此互认“姐弟”“兄妹”等亲戚关系来建构紧密型学生社会互惠群体网络的方式。在云乡学校内部，“亲戚制”似乎较为普遍，不仅在八九年级等高年级中广泛存在，在三四年级等低年级中也偶有所见。

　　八年级的男生张秋即是班内4个女生的“哥哥”，这源于张秋为人耿直、爽朗、好打抱不平的个性，同时还具有不错的领导才华和个人魅力，因此很多女生愿意认他当哥哥，一方面觉得“有面子”，另一方面则可以不被其他同学欺负，并在遇到什么困难时可求助于他而获得保护和享受安全。但作为“妹妹”的义务则是不定期地给“哥哥”买零食、帮做作业等等。张秋直言挺享受这种被她们认做“哥哥”的感受，感觉到这才够“英雄”、够“爷们”，由此他必须时刻在“妹妹”们面前展示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于是，挑战老师权威、对抗学校规矩、与高年级和校外同学打架、抽烟、喝酒、打牌、翻围墙等等，几乎成为和张秋一样的“哥哥”们必须定期循环展现在“妹妹”们面前的男性气概与英雄本色。

　　“情侣制”是学生们内部一种最容易被理解的群体关系。在云乡这样的底层学校，因为全校高达75％的学生都属于留守少年或儿童，且在这种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内部实施准军事化的严苛规训和管理，因此学生们不得不隐匿性地从内部生发出一种情侣之“爱”去解构枯燥与乏味的无聊日子。

　　在九年级38个学生中，早恋的“情侣”居然高达6对，这还不包括与校外其他孩子发生早恋的。而更为严重的是早恋发生的年龄愈来愈下移，在云乡学校中，最早的“情侣”居然发生在三年级，六年级的孩子居然可以毫不胆怯地向笔者公然谈起自己的“女朋友”，而周围的孩子则在一旁起哄：他都算OUT了，有的都已经失恋好几次了。

　　云乡学校德育老师刘倩说，学校历来坚决禁止早恋，处罚也是相当严格的，以前如果发生早恋且情况恶劣，一般是必须要开除的。但现在因为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开除学生，甚至都不能实施稍微重一点的惩罚，因此，以前学校即便有早恋的，“情侣们”也都相当低调，但现在几乎都彻底公开了，甚至有时候大摇大摆地在操场手拉手，在教室里接吻，甚至有男生被发现留宿女生宿舍。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何况现在很多班主任老师都是80后，他们都相当“开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出大乱子。

　　确实正如刘倩老师所言，“情侣制”一方面越来越公开化的背后是义务教育阶段惩戒能力的被削弱；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变迁中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当80后的老师遇到90后和00后的学生，究竟应该如何策略性地应对和处理学生那些敏感的同辈关系呢？

　　 非正式群体真正让底层孩子们感觉到温暖

　　以“兄弟帮”为代表的各类非正式群体在底层乡校中的流行，事实上绝不能仅仅简单归因为底层孩子们青春叛逆期的普通社会行为，而是与以下三个方面直接相关：

　　第一，与来自上层权威的对抗，进而使乡间的底层孩子们在日常学习夹缝中寻找到微弱的主体性。

　　中国西部乡村社会成熟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曾经散点式普遍镶嵌于传统村落空间中的乡校和教学点不断被撤并从而重心上移，乡间学龄人口向中心乡镇所在的较大规模乡校聚集成为现实，重心上移后规模扩大的乡校面对不断被调整而来的农村学生，一方面要预控风险以保证个体安全，另一方面要降低管理难度以适应编制实际。因此，规训式和粗暴式的日常学校管理成为普遍的教育教学行为。

　　底层孩子在被规训和被监控的环境中，一方面被外出务工的父母反复要求必须听从老师和学校的话，另一方面因远离家庭教育，诸多不好的日常行为与习惯更多只能从老师和学校处获得标准化的规训与流水线式的禁止。因此，他们更多容易通过同辈群体的相互抱团建构“非正式群体”的方式以抵抗来自成人世界自上而下的权威威慑。

　　第二，与来自同辈群体的对抗，进而使乡间的底层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夹缝中寻找到真实的意义感。只有通过同辈中非正式群体的建构才能消解来自成人世界的日常权威，同时也抵御那些应付检查般的“形式化”和“象征性”关爱，同辈群体中的帮派必须要有封闭性的边界，这样才能让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帮派圈中通过与其他帮派的对抗感受到真正的意义感，感受到组织性的相互关爱，进而达成身份认同。

　　这种灰色而隐匿化的自筹式关爱体系往往才是真正让底层孩子们感觉到温暖的系统，这个系统又导向两个行为极端：一是集体化全面拒斥来自成人世界的关爱；二是通过各种对抗成人世界的常态行为希冀获得成人世界的更多关注。前者往往发生于后者的数度失望之后。

　　第三，与来自其他个体的交互，进而使乡间的底层孩子们在日常情感夹缝中寻找到深处的归宿感。

　　“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相对于“兄弟帮”等帮派小组织而言，是一种较为柔性的非正式群体关系，更多凸显出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以“情侣制”为例，早恋和性行为在底层孩子们中愈来愈频繁发生的根源绝不仅仅是生理期提前这一生物性因素所能解释的，事实上，密集发生的早恋和性行为或许蕴含了更多底层孩子们用“同辈”之爱去对抗和弥补成人世界真正关爱体系缺失的社会性因素。

　　文中所提市县以下地名及人名均为化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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