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所有民营教辅企业来说,想要获得的利润还需供养上面的数级“食物链”。2012年教辅评议制度出台,最终教辅评议权力上收至省教育厅。在教辅评议制度下,各级教育部门控制着教辅产业的两端——“评议”和“选用”。
在大的教辅产业链条中,作为食物链下游的民营教辅机构,如果想与当地出版社合作或进入教辅评议,成本十分高昂。尤其是高中教辅,由于直接关系高考,对质量要求较高,于是,国有出版社就会和一些市场上知名的民营教辅企业合作,由民营策划、组稿、推广、销售,出版社则坐收“牌照费”。
公关成本高昂,利润不断被摊薄,为了求生存,不少高考教辅行业走上“畸形营销”之路。“后高考经济”近几年在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趋势,首先就是“状元经济”。一些大型教辅机构为了宣扬自己的品牌,高价邀请考入名校的状元返场向应届考生传授高考经验,而主要目的是宣传自家教辅品牌。
例如曲一线从 2016 年开始组织了“小曲解答公益巡讲”活动,邀请清华北大等高校中使用过“5·3”品牌产品的高考状元到全国各地的学校进行巡回讲座,试图以此获得了更多的市场认可。
走红网络的衡中北大状元刘嘉森此前曾表示,在他与一家教辅机构签下了一年合约的时间里,他要做的,就是每周按照公司安排,前往全国各地的中学演讲,并在其中提到一句公司制作和销售的教辅书籍。大二、大三两年,最多一周要演讲四天,去八个不同的学校,从早讲到晚。
除了民营教辅机构的“鸡汤式”营销外,奇偶派梳理了解到,教辅销售的利益链条把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学校、书店、书商等串联在一起,出版、审定、发行、进校方中的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成了环环相扣的利益共同体。
一套教辅材料通过统一征订卖到学生手里至少要经过4个环节。《焦点访谈》调查报道中提到,以安徽省滁州市为例,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是编写者,然后由出版社出书,再通过新华书店发行进入学校,学校组织征订,最后教辅材料卖到学生手中。
按照一般行情,出版社除了付给编写者5%版税之外,还有印刷成本25%,最后出版社自己会留出20%左右的利润。所有这些费用差不多占书价的一半。也就是说,发行环节的利润可以达到书价的五成左右。
此外,在众多发行商中,能够进校统一征订教辅的却只有新华书店一家,而这就为新华书店搭售教辅,赚取高额利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不过,对于获得独家发行权的新华书店来说,发行的高额利润并非他们自己独得。那么,这些利润又是如何分配的呢?
发行环节,是这个产业链条上最关键的部分。
出版社作为教辅产业的上游,一般以5折向新华书店供货,业内人士透露,新华书店在出版社按照五折拿书,新华书店五折拿到图书之后,扣除4%配送成本,还剩下占书价46%的利润,这其中的一半,也就是23%左右,要作为回扣,以所谓的发行宣传费用的名义,支付给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
据业内人士反映,现在各地对教育腐败查得比较紧,所以教辅出版商给教育局的回扣都做得比较隐蔽,比如说定期组织教育局相关领导到国内外考察旅游,赞助教育局的各种会议等等。教育局是教辅利益链上的重要获利方。
在“高考经济”的前端产业中,除了教辅产业,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高考经济”衍生出来,包括保健品、补脑液、高考补习班、家教、学区房中介、高考房等,甚至还有专门卖各大学内部招生指标的公司等违法违规的存在,以及护考钟点房、吸氧、高考营养套餐之类。
千亿市场的高考大蛋糕,裹挟着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期许和焦虑,但同时也诱惑着利益链上的各参与者抢食着高考的红利,由此滋生出了这条以教辅产业为线头的“高考经济”灰色生态链,而这,只是其中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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