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凉为吕光所建。吕光于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九月带兵讨伐西域，因前秦灭亡而于公元385年在凉州割据。他从前秦走时，带了七万多关中子弟和很多文士，从西域回来时，又带来了2万多头骆驼，上载无数珍宝、僧侣、艺人，这些都留在了姑臧。这意味着吕光不仅又一次把关中的人和文化带到了凉州，而且还把西域之地的文化也集聚到了凉州，使东西方文明有了一次较大的融合。他也非常重视儒家。此后的北凉、南凉皆以姑臧为中心发展儒家文明，而西凉则以酒泉、敦煌为中心，向新疆的南疆地区辐射，经略西域，再一次把先进的农耕文化、灌溉技术、儒家礼教接引到西域。
河西之地从建立四郡始，就从西域版图中脱离，经过五百多年的经营，尤其是五凉时期近150年的快速建设，已然成为中原视野中文明教化最昌盛的区域之一。故而，陈寅恪先生认为，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华文脉凋零，而河西一地尚有保存，其“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
武威天梯山石窟
西学东渐，文明交流互鉴
古时凉州便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区域。从东汉明帝刘庄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梦见一发光金人而正式引进佛教以来，专门接引佛教人士的官方机构白马寺建立，此后，西方僧人源源不断地从印度和月氏等地来汉地译经传法，在魏晋时期尤其频繁。他们大都是从敦煌一带进入河西走廊，然后进入长安、洛阳等地。前凉张氏的最后几代君王都对佛教亲近，所以凉州姑臧就成了译经传法的重要城市。
那时，中国另外几个译经之地是长安、襄阳、庐山，而凉州是西来僧人们的必经之地。从《高僧传》可以看出，浮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昙曜等很多著名高僧都与凉州结缘。浮图澄在凉州重修了莲花山寺，鸠摩罗什在此驻锡十七年译经，昙无谶在凉州翻译了很多佛经，只有昙曜的出生地一直是个谜，据说他可能是凉州人氏，在北凉时代，他不仅开凿了天梯山石窟，还开凿了云冈石窟。除魏晋南北朝和魏、周时期之外，隋唐时期是凉州佛寺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大云寺、恒沙寺、莲花山寺、海藏寺、鸠摩罗什寺、松涛寺等一批寺院得以重修和新建。这些寺院在明清时期，又得以重建。它们使丝绸之路上的凉州在中原文化稳定传承的同时，又加入浓厚的佛教文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佛教文化自龟兹等地传入敦煌，一路向东，在凉州与儒家、道家文化相融合而实现了第一步中国化。
从西方来的不仅仅是佛教文化和后来的伊斯兰教文化、祅教文化等，还有浩浩荡荡的物质文明。如小麦、洋芋、番瓜、西瓜、西红柿、香料等，这些从西方传来的农作物和蔬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的重要食物。当然，中国的历法、彩陶、玉石、丝绸、瓷器及四大发明技术也经由凉州和河西走廊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亚、西亚与欧洲，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
武威铜奔马
民族融合，共促丝路繁荣
因为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北麓，这使凉州与河西走廊处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其南边自古是羌人、藏人、吐谷浑人和各种西戎胡人，而北面是羌人、月氏、乌逊、匈奴人和各种被称为西戎的胡人，其西边是新疆无数来来往往的少数民族，这就使得凉州与河西走廊一直处于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之中。
《史记》云，“大禹起于西羌”。一些学者认为，居住于昆仑山上的西王母国乃古羌人。“华夏”之说始于黄帝之时，取礼仪盛大之意。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确切地考证伏羲、黄帝、大禹到底是什么族人，但他们都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是华夏民族的先祖。此乃上古民族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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