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本及国内学者对这些文书仍在不断的研究中，例如编号为“大谷文书8001号”的李柏文书虽仅余9个断行，经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后指出，这件文书也为李柏所写，是李柏写给沙洲刺史杨宣的书信。
作为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李柏文书的发现显得极为珍贵，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初新疆除楼兰古城外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被日本定为仅次于“国宝”的最高端文物。
古粟特文信札（Ⅱ号）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8封粟特文信札，现藏于英国图书馆。其中的Ⅱ号信札是最长的一封。这封信札以墨书写于纸上，长41.5厘米，宽24厘米，里层用丝绸包裹，外包装是麻织物，并有墨书字迹。
粟特，为西域古国之一。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塔吉克斯坦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处中亚阿姆河中游两岸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粟特人是最为活跃的商业民族。斯坦因在发现这些古粟特文信札后，一直认为其年代应该在东汉，即公元105年—137年间，直到1948年，英国学者亨宁才解读了这封Ⅱ号信札，提出其年代可能在公元312年或公元313年，即西晋永嘉年间。
作为目前幸存的最早的粟特文信札之一，粟特文Ⅱ号信札由于内容丰富，也引发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争论，其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信札的书写地点与时间上。
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通过对大量汉文史料对照研究后指出，这封信札是西晋时期一个大型粟特商团首领纳尼班达在姑臧（今武威）所写的、寄往当时粟特国国都撒马尔罕的信件，其写信时间当在公元312年，这一论断目前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公元312年为西晋永嘉六年，此时正是前凉张轨统治河西时期。并且根据这封信札内多次提到的由姑臧向内地派遣商队的情况，陈国灿分析，前凉时期的姑臧可能是粟特商队的大本营，当时的姑臧城内应驻有粟特国的大型商团，这里是他们在中国经商的基地，在这里他们把来自中亚的大麻织品和毛毡销往中国内地，又把来自内地的丝绸和香料送往西域。
粟特文Ⅱ号信札是研究前凉时期姑臧地区兴盛的商业贸易的重要资料。
郭富贵衣物疏
郭富贵衣物疏的具体出土情况不详，现由美国伊利诺伊州麦克林氏收藏。其内容目前仅见于河南大学张立东发表的《美国伊州麦克林氏所藏前凉郭富贵衣物疏》一文。
衣物疏木质，保存基本完好，长37.2厘米，宽6.5-6.9厘米，厚0.6-1.1厘米。衣物疏在墓中的主要作用是记载墓主随葬衣饰和物品的名称及数量。由于保存较好，此衣物疏上的字迹至今清晰可辨。衣物疏背面有“和平元年姑臧阴汉妻郭富贵”字样，据此内容可知这件衣物疏为前凉姑臧（今武威）居民阴汉之妻郭富贵亡故后的随葬衣物疏，且极有可能出土于姑臧（今武威）。
郭富贵，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54年，亦即衣物疏中所记载的“和平二年”。而郭富贵衣物疏上最为珍贵之处就在于“和平”这一年号的出现。“和平”为前凉张祚改元后的年号。据《晋书·张轨传》记载，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前凉张重华病逝，年仅10岁的儿子张曜灵继位，张重华庶兄张祚乘机杀死张曜灵，于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称帝，改元“和平”。
早期有关前凉张氏统治时期所使用的年号方面，国内学者在对发现于今新疆若羌、吐鲁番等地的前凉资料研究后指出，前凉在张氏统治时期并未如现有多部历史年表中记载的在前凉各王统治时期使用了建元改元后的年号，而是使用了两晋时期的年号，如“建兴”“升平”等。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展开，又陆续发现前凉时期还曾使用过“咸康”“咸安”等东晋年号。因此，国内学者对前凉张氏统治时期在年号使用方面认为，在前凉统治的七十多年间，其统辖范围内所使用的均为两晋年号。
而郭富贵衣物疏上“和平”年号的出现，说明在前凉时期，张祚改元的“和平”这一年号也曾在前凉境内使用过。这在前凉年号考古方面尚属首次发现。
升平十三年金错泥筩
1966年，由陕西省博物馆在西安征集，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泥筩青铜质地，外形竹筒状，筩盖已失，通高11.7厘米。下有三马蹄形短足，筩身饰有金错纹饰。纹饰五层，口沿部分为一周花幔形垂幛纹，下为呈“S”形的连续卷云纹；中部一圈神兽纹饰，分别为龙、虎、豹等。神兽皆细腰长脊，昂首翘尾，作腾跃状；最下层分饰一圈卷草纹与三角纹。整个器物制作精致、华美。筩身中部有三个圆耳，中间一耳略低于其他两耳。泥筩底部有金错铭文47字：
灵华紫阁服乘金错泥筩
升平十三年十月凉中作部造
平章殿帅臣范晃督
臣綦毋务舍人臣史
融错匠邢芶铸匠王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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