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中常见这一时期甘肃的生产生活资料，如犁、耱、耙、叉、连枷、锄、镰、车饰、挽具等农具；刀、锯、斧、斤、剪、篮子等手工业工具；漆器、木碗、陶钵、罐、盘、碟、灯、甑、扦、勾、刷、盒、席等生活用具；笙、鼓、琵琶、箜篌、纸、砚等文化用品等，都是由当地官府或民间工匠制造，其技术含量也是各有千秋。以犁铧为例，就经历由较笨重，破土不深的单辕犁，到全铁制造、破土较深的铁犁，再到狭窄、轻型化犁铧的不断改进。从二牛单辕犁过渡到一牛双辕犁，其间，技术进步的轨迹很明显，它们也都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完成。
制陶、酿造技艺
从嘉峪关魏晋墓壁画所列随葬品来看，其手工制品陶器一类就有陶罐，筒形罐、陶壶、陶盆、陶仓、陶井、陶灶、陶炉、陶樽、陶甑、陶碗、陶钵、陶盘、陶案、陶瓮、陶灯碗、陶龟、陶棒状器等百数十件，这些手工制品绝大部分都是由当地民间能工巧匠制造，服务于民间生产生活。
宫廷官府需要大量的酒、醋等酿制品。当时很多诗文以酒为题材。如前凉张斌，字洪茂，敦煌人。由他创作的《葡萄酒赋》，“文致甚羙”（《十六国春秋·前凉录》）。事实当是先有精良的葡萄酒酿造技术，然后才能作出“文致甚美”的《葡萄酒赋》。白酒的酿造数量和技术当不次于葡萄酒。从嘉峪关魏晋墓壁画的《滤醋图》也可以推知当时社会上层的滤醋技术和设施。
纺织技术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甘肃的商业和商品流通受到战乱的影响，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丝织物主要靠本地生产。甘肃植桑养蚕的史料，无论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有充分的证据。嘉峪关、酒泉魏晋墓壁画、砖画中有许多采桑、蚕茧、丝束、绢帛图。前凉主张天锡投降东晋后，会稽王道子尝问他：“你们西北的地方特产是什么？”天锡应声答道：“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晋书·张天锡传》）把“桑葚甜甘”和“乳酪养性”，即蚕桑和畜牧业当作甘肃的特产来夸耀，充分表明甘肃蚕桑丝织业的发达。在五凉、三秦等政权的官文书中也常有“劝课农桑”的政令，可见那时将植桑养蚕看做发展农业经济、增强国力的主要途径。《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记载，张轨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刺史时，其施政措施中就有“课农桑”。《十六国春秋·后凉录》记载，后凉吕纂咸宁二年（公元400年）四月，吕纂将伐南凉秃发利鹿孤，中书令杨颖劝阻他说，利鹿孤号令严整，国内政治没有漏洞，不能讨伐。“今宜缮甲养锐，劝课农桑，待可乘之机然后一举荡灭。”也是将“劝课农桑”作为克敌制胜的根本措施。《隋书·百官志》记载，北齐太府寺下属机构中有一个“泾州丝局”(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是管理国营丝织品制造业的一个机构。无疑，其纺织技术当能代表国家水平。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当地有着发达的畜牧业，甘肃的毛纺织业得天独厚，相当发达，是官民衣饰等材料的主要来源。统治者常将大量毛织物赠送给中原王朝或其他政权。前凉张轨一次向晋王朝“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同时，统治者还常以帛绢等赏赐臣下。前凉张重华以谢艾破麻秋功，重赏其“邑五千户，帛八千匹”。前凉张祚遣使者以安车束帛征郭荷为博士祭酒（《十六中春秋辑补·前凉录》）。当时用以赏赐的丝、毛织品，大都由本地织造。西秦乞伏慕末永弘元年(公元428年)，北凉沮渠蒙逊的尚书王杼向西秦“送戎罽（jì）千匹”（《十六国春秋辑补·西秦录》），那是当地技术含量最高的毛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