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第一次北伐，太宗股中两箭，乘驴车逃走，才幸免于难。在他失踪的那段时间，发生了军士拥立赵德昭做皇帝未遂的事件。这加大了宋太宗对武人的戒心。
北伐失败后，作为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将出身的皇帝，宋太宗厌恶谈论用兵事，他对近臣讲了一段名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他把内患看得比外忧更可怕。在对外关系上，也以被动防御为主，终成积弱的局面。
宋太祖时期，前线作战的将帅有极大的自主权，能征善战的有十四将，但到了宋太宗时期，这十四名将帅全被撤换。相应的，这些将帅的自主权也被太宗收回。从此，将帅由皇帝直接支配，严加控制，甚至发生战争时，也要由太宗向将帅预授阵图，将帅必须照此行军布阵，几乎丧失了战争的指挥权。宋太宗对军事并不在行，他的部署很少有不失败的。但如果将帅敢于不按阵图行事，往往获胜。如太平兴国四年的宋辽满城之战就是实例。宋军起初按照阵图分布，八万人马分为八阵，首尾互不相顾，处于挨打态势。眼看是个必败之局，赵延进重新将军队分为两阵，两军对垒，辽军死者不可胜计，宋军在对辽作战中取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
宋朝掌握军政的枢密使(相当于军委)大多使用文臣，虽然偶有武将出任，也难免遭到猜疑。宋太宗初期，宿将曹彬曾任此职，但几年后就被免掉了。太宗还把一批文臣调到军队中任职，真正的武将往往要受文臣节制。另外，太宗还派宦官去军队监军甚至带兵。这都是抑制武人的举措。
从宋太宗以后，以文人任武职渐渐成为常态。
宋高宗第二次收回兵权
记者:“重文轻武”是不是宋朝对外作战屡战屡败的直接原因?
张邦炜:宋太宗压抑武将，对赵家王朝有利，篡夺皇位为目的的兵变不可能得逞。对社会也有好处，使分裂、动荡成为过去，内部统一、安定。可是，过分压抑武将又成为宋朝积弱不武的关键原因之一。
武将对于他们的无权地位极其不满，宿将曹翰愤然写下《退将诗》，在太宗面前大发牢骚:“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
在重文轻武的气氛下，社会上有句流传很广的谚语:“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当兵在社会上被看做下贱职业，脸上手上刺着字的士兵备受歧视，士气难免低落。将帅无威严，士兵又骄惰。如岐沟关之战，士兵“万口传叫，嚣声沸动”，与乌合之众无异。
宋真宗恪守重文轻武这一先父遗制，在位期间，文臣的地位继续提高，武将的地位越发下降。真宗为了奖赏武将曹利用，先赐进士出身，再除仆射，这种奖赏本身就是重科举的表现。曹利用虽已官至枢密副使，但进士出身的枢密使寇准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开藐视:“君一武夫耳，岂能解此国家大体耶!”
在这种政治空气下，重文轻武的观念深入人心。陈尧咨是个状元，已官至知州，仅仅因为他平时喜欢练习武艺，便被母亲狠狠毒打。后来，真宗需要一个既擅长弓矢又仪表出众的官员去陪同辽朝使臣射箭，只有陈尧咨符合条件。真宗托近臣给他捎话，如果他愿意，将封他为节度使。陈尧咨请示母亲。话刚说出口，又遭到一顿毒打，母亲骂他有损于书香门第声誉。可见，节度使虽是武职高官，但仍受鄙视。
记者:武将的地位在宋朝一直如此吗?
张邦炜:武将地位其实在南宋初年也有提高。那是因为金军大兵压境、局势相当危急，宋高宗认识到了重文轻武的弊端，不得不暂时放松对武将的防范，授予他们较大的权力。一是武将出任宣抚使。北宋一代，武将任宣抚使者仅狄青一人。南宋初年，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吴璘等六人相继出任这一地位高、权力大的职务。二是武将担任安抚使。安抚使在北宋时大多任用文臣，而南宋初年则兼用文臣、武将。如在建炎四年任命的建康、江州、浙西、鄂州四路安抚使中，浙西刘光世、鄂州李允文为武将，占一半。三是武将有权便宜行事，遇到紧急情况，先采取措施，后上奏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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