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厅衙署的修建面临许多困难，其中最难获得的是建房所用的木材和“灰斤”。虽然当时吉林将军辖区内森林密布、盛产木材，但档案记载，“长春堡系蒙古所属，并不出产木植，亦无灰窑。所用一切木植，前往吉林采办”。购买的木材要经松花江水路运到江岸口，再通过陆路运到目的地，这就需要额外的支出。但是，修建衙署的费用已事先确定好并上报工部，如有超支，六雅图要自己承担超出部分，还会被参。因此既要保证工程质量，又不能超支。
六雅图于长春厅设立当年，即嘉庆五年（1800年）就建好了衙署。新建的长春厅衙署包括大门、二门在内，共27间，占地约9000平方米。巡检衙署和监狱是在第二年修建完成的，所有工程共用银2900余两。根据程序，吉林将军秀林将衙署的工料银等各项支出汇写成报销清册，“提报工部，请其核销”。但是，工部认为工程花销过于巨大，要求给出说明。于是，工部与吉林将军之间文书往来，互相驳诘，最终以“共计需用银二千八百十五两三钱一分九厘”的支出金额了事。《吉林志书》记载，这笔钱经“秀林奏准，由吉林地丁银顶下支出”。近3000两白银的花销，对当时的长春厅来说数额不小，因为最初每年的“烟酒、牲畜税”也只有200多两。
清查土地人口 逐户发放门牌
从乾隆五十三年流民来到这片土地，到嘉庆五年设治，长春厅这一行政区域在成立前已经开发了12年。嘉庆四年（1799年）冬天，吉林将军秀林曾查报这片区域有1.6万余人口，土地26.5万余亩。嘉庆帝同意设立长春厅后，曾明确要求不许再增添居民、开垦土地，同时强调地租归蒙古王公收取。他还要求秀林对长春厅区域再进行一次全面、准确的人口和土地普查。而此时长春厅已经成立，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六雅图的肩上。大约在当年十一月，六雅图向吉林将军秀林报告说工作已经完成。秀林的奏折显示，六雅图的勘查结果和秀林最初的调查数字完全相同。之所以要进行准确的清查，是为了限制流民继续进入长春，防止余荒再被开垦，同时还可以为蒙古王公收取租银提供数据支撑。
在完成秀林交办的任务时，为了加强土地和人口管理，六雅图还“彻底清查民户姓名、人口”等信息，给流民发放门牌，以防“奸徒”欺诈，“以安民业、以便稽查”。当时的门牌也称“户口执照”，相当于今天的户口簿，上面所录信息十分详细，包括户主姓名、原籍、人数、住址，以及拥有土地的数量、编号（当时怀惠、沐德等四大乡土地都有自己的编号，如“德字××号、惠字××号”）等，并盖有“长春厅理事通判之关防”，具有法律效力。每家的门牌都要贴挂在大门外，以便官府随时查看。家里添丁进口、分家分户或有人从外地投亲而来，家里有多少亩土地，官府人员通过阅读门牌即可了然于胸。从史料和现存档案分析，最晚在嘉庆七年（1802年）八月时，这种门牌已经发到了怀惠乡三甲。当然，这种户口管理制度除了有利于掌握人口变化情况外，也是官府保障社会治安的手段，更是清朝地方政府监管人民、维护统治的工具。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基础，而长春厅成立之初的地权却存在很多问题。当时长春厅共有熟地26.5万亩，基本上都是先由揽头从蒙古王公那里包揽承领出来，由蒙古王公发给“白契”作为地契，然后再由揽头把土地分包给流民，发给他们一张“占单”，作为地权的凭证。这种民间凭证由于没有官方用印，效力大打折扣。而且，“占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契纸潦草”、真伪难辨或者“亩数不实，姓名讹舛”，甚至有的农民连“占单”这样的凭证都没有。而且，一些耕地之间“界线牵混，顷亩不清”。此外，还有一些人把目光盯在余荒上，为争夺其开垦权互相到官衙告状，甚至为了争夺地权而发生凶杀等刑事案件。因此，六雅图心目中的“首要之事”便是清查各户的土地面积，发放地契，承认流民对土地的使用权，从而实现每家每户按“本身所开熟地数目耕种、纳租”的目标，建立基本的土地管理制度。
面对混乱的局面，为完成各户的土地确权，六雅图经常要带人下乡，详细清查每家的实有地亩数、耕地界线等等，做成档册上报，以备存查。长春厅面积辽阔，从当时的衙署到北部边境的纪家窝堡有200多里，当时交通不便，六雅图下乡清查验看，往返一次就要数天时间。因此，长春厅土地全面准确清丈的工作量极大。从现存资料看，至少到嘉庆十年（1805年）十月，这项工作还在进行，当时距长春厅成立已有5年之久，工作难度之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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