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的记忆力是好还是不好——说好吧，有些过往的事只记个“葫芦半片”；说不好吧，有些事历久弥新。比如多年前长春市图书馆（以下简称“市图”），它的那对红色的大门，在我的记忆里就非常清晰。
大概是今年上半年吧，市图搞了一次征文活动，我曾想从对它当年那对红大门的记忆来写和它的“渊源”。但因为其他事务繁忙，就疏忽了此事。后来再看到相关消息时，是征文比赛圆满结束（在那之后我已决定一般情况下不再参与征文类活动，所以可能无法为市图写市图了，这对我而言也是憾事一桩）。
近日，有微信好友发来一段短视频，介绍了长春几座消失的老建筑，其中就有曾经的市图所在地，视频中说那座建筑更早的名称是大佛寺。
图书馆应该是一座现代化城市的标配，至于有多少座图书馆或按人口比例或按建筑面积或按藏书数量如何安排，那是另外的问题。
我虽然一出生时就在长春市，但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却是一点点“进化”的，比如对图书馆，是直到20多岁才见到——至于以前是否听说过，则毫无印象。
首次见到的图书馆是吉林省图书馆（下称“省图”），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我已经从一名“知青”变身为一名“青工”，而我妈则成为一名退休者。
过春节的时候，我妈让我替她去一位我称为王姨的朋友家拜年。那时我们国家是自行车大国，我去王姨家就是骑自行车去的。
当时我家住在铁北，而王姨家住在新民广场西侧的工农大路附近。从王姨家回来的时候，我从新民大街的路东侧经过（貌似是我首次走那条路），竟然发现省图就在路边，这真是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呀，比过年得个大红包还让我欣喜若狂呢。
那时我们国家还没推广身份证制度，我唯一的身份证明是工会会员证，凭这个证可以进入省图的报刊阅览室以及普通阅览室。
70年代末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当时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仍然以政治性报刊为主。
那时我所在的企业，为我们班组订了两份报纸，比起省图阅览室全国各地的报刊，那可是小巫见大巫啊。所以虽然省图阅览室的报刊与现在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已经让我大开眼界。
顺便提一下，很多业余作者的作品变成铅字，一般是在报纸上，而我发的第一篇稿件，却是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上，之后才转移阵地为报纸写“豆腐块”。
不记得在知道省图之后多久，我又发现了市图的所在地——它当时位于人民大街（当时称为“斯大林大街”）和解放大路交会处的西北角。那时我只知它是一座旧式建筑，却不知它有做过寺庙的历史。
从地理位置上说，市图可比省图距我家近了好大一截路，于是后来我去省图的时候少了，去市图的次数相对多了些——那时我在工厂当工人，我们因工作量不同有时会实行倒班制，这样比每周只休一天的人平时会多一些白天的自由时间，而闲暇时我就会去逛逛图书馆。
在我发现市图的地点时，社会文化生活已经有了一定进展，市图的图书馆阅览室比我发现省图时有了很大进步，报刊杂志的种类大幅增加，我每次去也是自我感觉收获满满。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阅览室里报夹上的当月报纸是可以随意翻阅的，而刊物好像是分为“冷门”和“热门”的——“冷门”的放在架子上自行取阅，“热门”的需要凭证件到借阅处，读者要把摆在里面架子上的杂志名称（或是编号）指给工作人员。
除了上面所述，我对市图最深的印象就是它那两扇带有金色泡钉的红漆大门，因为在那之前，我貌似没在哪儿见过这么神气活现的大门。
那时候，高考虽然恢复了，但能进入大学或中专读书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求知欲强烈，于是一些文化单位举办的各类或长或短的讲座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我在去长春市工人文化宫（以下简称“文化宫”）听讲座时，发现那里也有阅览室，并且它有自己的特点：一是读者不多（或是知道的人不多，或是人们去文化宫主要是进行其他活动而不是阅读报刊杂志），二是报刊杂志都是开放式“明摆着”可以自行取阅，三是闭馆时间较晚（晚上文化宫的其他各种活动很多）。而这里距我家更近了一些，于是那一阶段此处也成为我常来常往的地方。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偶然在西安大路与同志街交会处的西北角（当时的吉林省博物馆附近）发现那里有个朝阳区图书馆。虽然此处距文化宫也没多远，但我到这里没有去文化宫方便，所以去的次数不是很多。它给我的印象是，处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中，更有城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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