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阴村位于山西运城市夏县,是一个别说在中国地图、山西地图,就是运城地图上都不可能标注的小村落,但是这个小村落却在每一个中国考古人心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1926年,李济先生主持的西阴村遗址发掘是中国人主持现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开端。这一步的迈出,实现了前贤先哲们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古今对话,开始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认知开端。用考古大家张忠培先生的话说:“1926年10月15日,李济先生踏入西阴村遗址,定好基点,布方,接着挖起第一锹土的时候,这短暂的一刻成为历史的永恒。”
疑古与信古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于一切旧事物都持怀疑态度”的思想开始在学术界生发。中国历史学也受到深刻影响,进而诞生了一个学术新流派——疑古派。这个学派的宗旨就是运用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疑古辨伪,揭示有关中国上古史记载的真面目。其中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顾先生的这个观点主要内容有: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出现三皇,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顾先生形成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正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譬如,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这就形成了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无信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统的上古史被推翻,破了该如何立呢?
1899年,有深厚金石学修养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发现了甲骨文。王懿荣殁后,他的好友刘鹗以及刘鹗的亲家罗振玉也相继开始收购研究甲骨。罗振玉除了研究,还派其弟罗振长前往安阳调查,弄清了有字甲骨的出土地是安阳小屯附近。甲骨文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王国维进行深入研究后,于1917年接连发表《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著名的“二考一论”。他通过考证研究,发现《史记·商本纪》中记载的商王世系竟与甲骨文材料相对应,这就说明《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我们信史被重新“找回”了一千年。学界之人看到了地下实物与传世遗文相互印证的问学新路。“地下材料”的寻找越来越引起重视,“考古学”即将走进中国。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考古这个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北宋蓝田吕大临所辑的《考古图》一书中。19世纪末,西方舶来现代考古学这一学科。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首倡之功的是瑞典人安特生。安特生1901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1914年被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顾问。他领导了1921年秋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安特生是第一
个在中国古文物调查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而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由谁完成呢?历史的责任落到了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也就是后来被尊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肩上。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被派往美国留学。曾在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1920年入哈佛大学,1923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当年回国后,李济先生执教于南开大学,1925年重返清华园,执教于鼎鼎有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李济先生于1928年10月又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此后相继主持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掘,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则是他主持田野考古的开端。李济先生迈出的这一步,是中国人首次主持田野考古,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也奠定了李济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地位。
偶然发现的西阴遗址
在疑古与信古的大背景下,经过王国维等大师的研究,商代的历史被地下出土材料印证是真实存在的,那同样是《史记》中记载的夏代呢?这也是当时李济先生考虑的问题。夏朝的中心在哪里呢?文献记载是在山西南部夏县一带。基于此,才有了他1926年的晋南调查。
出发前,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请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以校长的名义给山西省长阎锡山写了介绍信,还结伴中国地质调查所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同行。袁先生具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曾参与过安特生1921年的仰韶遗址发掘。他们于1926年2月5日从北京出发,那一天是农历的小年。在2月7日到达太原,15日到达绵山,25日到达临汾,3月22日到达夏县。李济先生在他的《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一书中记述道:“夏县——传说中夏朝王都。据传大禹庙以及禹王后裔和许多著名大臣的陵墓都在这里。所以我们去寻访了。不过说实在的,从外表上判断,我根本无法肯定这些都是或者不是真正的陵墓。它们看起来都像是普通的坟冢,只是稍大一些。可是,在我们寻访这些陵墓的途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当我们随意捡拾一些暴露在地表的陶碎片时,聚拢了不少村民。我们没能在这里逗留多久,以免引起过多注意。”虽然他们在西阴村遗址逗留的时间不长,但还是收集了86枚陶片。这次调查是中国人自己主持我国考古发掘的先声,这处遗址在不久后也成为中国人自己主持田野考古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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