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夏季，从伦敦大学离任后，老舍又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做过一学期的国文教员，“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他还拿这些华裔少年和伦敦大学的学生做了一番比较，而且“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从青年到而立，从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到华文传承的教育，老舍在海外中文教育的道路上一直未曾离开。
像老舍先生这样的文化名家常是以多元身份活跃在教育、艺术等不同领域，跨文化交流也让他们的笔墨与才华更多展现在世界面前。与老舍先生一样，将中国语言和文学传授给异国学子的还有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曹靖华先生。
三十岁时，曹靖华回到了他曾求学的苏联，从1928年起，受聘于列宁格勒大学，开始了五年的执教生涯。他所在的东方语言系开设有中国哲学、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造型艺术等课程，系里的领导者阿列克谢耶夫被视为苏联汉学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其理想的课程体系是要多增加现代汉语和介绍现代中国的内容。但俄方教师有些还是沙俄时代被派到中国学汉语的，师从的是清朝翰林，诵读几年古文，再到大学里教书。所以，汉俄语言修养深厚又有翻译经验的曹靖华便成了教学新体系建设的“外援”。
实际上，曹靖华也的确让自己的工作在这所汉学重镇里绽放了异彩。他在一、二年级的教学大纲中规定，学生要朗读报纸和文章，着力练习发音和理解课文内容。二年级加入课文的复述和自由讨论，三、四年级在教材和词汇方面适当加深难度。各年级的学生都要持续练习楷书，还可选择行书，以便正确掌握书写规则和汉字的比例关系。他们还阅读用不同字体写的汉语信札，鲁迅先生的亲笔书信也成了教学素材……即便时隔近一个世纪，我们再看曹靖华的方法，也不禁要赞其科学、实用，甚至颇具前瞻性，与今日奉行的汉语教学思路犹可比肩。
这样一来，曹靖华就改变了系里只教文言的局面，使得课程中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并行，而后者又逐渐转为重点方向。由此，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交汇也得以在学生面前展开。他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鲁迅的著作学起，整体接触了国内的五四新文学。这在当年的苏联不但开了风气之先，而且长远的效果是让列宁格勒大学走出了专门翻译、研究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新一代汉学家，而这代汉学家则成了后来苏中两国文化交流的中坚。
抗战期间，曹靖华曾长居重庆，又作为苏联使馆汉语学习班的教员，回到了教学一线。当时大使馆秘书对他的回忆是“穿着垂到脚面的蓝色中国传统长衫，一手拿着竹柄黄油纸伞，一手拿着用一块蓝布包着的书，登上我们使馆所在的枇杷山”。这时的曹教授已步入中年，以“一种特殊的魅力与和善”成了“学员们的偶像”，外交官和参赞们也在中文方面向他请教。如此时光，又是四载。
在国际中文教育的历史道路上，回望二十世纪，我们还能看到，老舍身后是同一教职的继任者萧乾先生，与曹靖华执教时长相当的是在美国的梅光迪，冯友兰在前文提到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也讲授过一年《庄子》，而关系到祖语传承的海外华文教育领域，还留下了许地山、艾芜等人年轻时的身影……虽然汉语教学从汉学研究中分离出来，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的，这里说到的文化名家还不能被定义为职业化的中文教师，但这些从语言到文学的通才，在“育人”与“为文”之间，为一个新兴的学科积蓄下了智慧和经验。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央，汉语成为民心相通的语言，先辈的实践更加值得我们追寻和重温，而回顾那些遥远时空下的风采，也有助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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