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假设1073年沈括真有告密苏轼的行为，又为什么他中途住手，不再一追到底？1079年李定发起对苏轼的弹劾，为何不见沈括参与？这与告密者的心态不相符。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沈括从未干过告密苏轼的勾当，不是乌案的始作俑者。
4、神宗对苏轼的态度，是考证沈括有无告密苏轼最大标尺。查阅苏轼的履历发现，1071年前，苏轼在崇文院任职，很受重用。“告密说”后的第三年，即熙宁七年（1075年），神宗再次起用苏轼，直到1079年李定弹劾之日。神宗对苏轼的任用，最能说明沈括对苏轼有“愚弄朝庭”一说并非真实。
5、“乌台诗案”后苏轼对沈括的态度，也能判断始作俑说真假。元丰三年起（1080年）沈括改知延州兼任鹿延路经略安抚使。沈在延州时，墨锭“延州石液”为当地名产。苏轼也对“延川石液”备加赞赏，评价此锭“当在松烟之上”。如果两人早前有告密之隙，苏轼完全可以回避评价沈括的“延川石液”。苏轼对延川墨锭大加赞赏，同样反证俩人不存在“告密”之隙。
就乌台诗案而言，如何判定苏轼，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客观讲，“王安石变法”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需要，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变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操之过急的现象。对于这些，苏轼极其反感，李定等人以苏轼的诗词作把柄，给苏轼带上反对变法的大帽子，人们应对苏轼的遭遇表示同情。
至于沈括自始自终都没有参与“乌台诗案”，他既不是检举揭发苏轼的“高手”，也不是变法中见风使舵、立场不稳的“壬人”“小人”。
修改“免役法”提议，是对是错？
话题得从熙宁九年（1076年）形势说起。熙宁九年（1076年）变法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对变法的争论白热化，变法十分艰难。
正是在这个历史敏感期，沈括连续两次提议“减免下户役钱”、“差雇并行”。一些革新派人物认为这是沈括改变立场。沈括修改“免役法”的建议是对是错，成了判断沈括对变法立场是否变化的关键。
以往，沈括是向王安石汇报工作，现在他向吴充汇报工作。吴充，保守派，王安石罢相后的相位继任人。沈括到吴充相府汇报工作，接触吴充，这是工作关系，合乎程序，不能因此认为是“依附大臣”；而面对吴充询问“免役法”议题，沈括作出正面回答也无不妥之处；反是蔡确心胸狭窄，以人划线，对待同是革新派的沈括拔刀相向，令人痛心。
关于“越权言事”。笔者认为，沈括提建议的程序也不存在问题，吴充是沈的上级，问及“免役法”，沈不回避、不隐瞒，直率说出个人观点，其坦荡胸怀可嘉。至于上书皇帝，亦无可指责。
判断“壬人”“小人”，关键应看提议的实质、动机？
判断沈括在变法中的作为，应该历史的分析：变法是一场伟大的革新，必然触犯封建统治阶级、地主、豪商的利益，遭其激烈反对。沈括面对反对派的激烈反对，没有退缩，他没有提议停止、取消“免役法”。而是思考如何修改“免役法”。一句话，他要维护变法，避免变法夭折。从内容看是为社会最底层的平民利益考虑，代表人民的心声。客观地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长短，差役兼行取长补短，避开“免役法”的弊端，称得上是极其聪明的好主意。
总之，沈括他对变法的态度、立场没有变化，他的提议是对变法的维护、是正确的。
接下来，略举沈括在变法过程中所作所为，证实沈括是如何始终如一地支持、参与变法的。
变法之初，沈括辞官护母亲灵柩回钱塘守孝。熙宁四年（1071年）返京述职，任中书房刑房公事，积极参与变法，是革新派人物；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他到司天监履职，发现天文官们庸碌不作为，遂罢免庸官，招聘民间历算家卫朴入司天监为官，俩人共同着手历法改革。
熙宁十年（1077年）沈括错被侍御史蔡确弹劾遭贬。元丰二年（1079年）神宗重启沈括，复职龙图阁待制、知审院官；元丰三年（1080年）沈括改知延州兼任鹿延路经略安抚使，负起守卫边境的军政大任。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十一月沈括率领边境军民，前后两次使用计谋大败西夏大军的进犯。
不难看出，不论王安石罢相前罢相后，沈括都始终如一地投身变法，即使蒙冤遭受弹劾、打击，初心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