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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游历活动，为何后世会出现差异如此之大的评价？问题应该出在著作的性质上，即《史记》是一部开创性的史书，《水经注》则是一部公认的地理书(郦氏却不一定认可)。既是地理之书，势必会考量是否充分开展实地考察。不过，依照当时的科技条件以及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些都不容易实现，《水经注》的成书，只能通过大量的文献搜集整理，查验比勘来完成。在不具备现代交通条件的情况下，古人的游历考察不得不依靠人力及有限的辅助动力来完成，日常起居、后勤保障也是大问题，考察范围势必受到极大限制。即便拥有现代科技条件支持的今天，要在大半个中国这样巨大的地域空间内进行实地考察，其范围与内容的完成度依然不会太高。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明末清初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潮影响下，方才涌现出一批如徐霞客、王士性及梁份等学者走出书斋，转以野外踏察为重心，以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完成具现代地理学雏形的地理之书。
综上，将郦道元的游历考察与《水经注》的成书手段单独讨论，是较为稳妥合理的做法，能分别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清代学者王先谦研究《水经注》三十年，生平足迹所至，必随身携带此书，不断通过实地考察来核验书中所记，计划通过绘制地图，参考其他史志及清代政区来为注作疏。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熊会贞师徒二人历数十年完成《水经注疏》及《水经注图》，赓续了郦道元开创的学术事业。今人研究《水经注》，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必然并重，然则郦道元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做到了他应该做的，沈德潜以“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容有二”评价《水经注》，也是对郦道元学术生涯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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