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生存的手段，不是人生的目的。”这句话印在《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书腰。该书于今年4月份出版，1个月后加印，目前销量超过4万册。正如新书宣传文案所述，这部非虚构作品集囊括了“一个‘底层’打工人的20年”。胡安焉记录了他所从事过的19份工作，有保安、面包店学徒、夜班拣货工人，还有便利店店员、网店工作人员、服装店导购……
一场新书分享活动上，主办方安排彭剑斌与胡安焉对谈。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彭剑斌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业务员，他乘坐长途巴士，经过贵州、浙江、广东的盘山公路，白天销售商品，晚上在廉价旅馆的床上写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集《寂静连绵的山脉》也于今年出版。
今年年初，“北漂”打工者范雨素推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久别重逢》，57岁的武汉体育学院保安李世伟推出长篇小说《村庄的大地》。3月，作家塞壬推出了新作《无尘车间》。该书是她深入工厂80天，真实记录下打工者生活的非虚构作品。4月，“外卖诗人”王计兵推出了新诗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这里有诗歌、散文，还有小说、纪实文学，几乎集齐了“打工文学”的主要文体。
这让人联想起10年前的盛况。2013年，《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阅读周报》发表头条文章《打工文学30余年蜕变：野百合也有春天》。那时，“打工文学”是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涌现出以郑小琼、王十月等为代表的一批“打工作家”。10年后，这股关于“打工文学”的热潮要回归了吗？
偶 然
在成为“打工作家”之前，胡安焉并不了解“打工文学”。2009年，他开始写小说，模仿过塞林格、卡佛、卡夫卡，写了几十万字。他把文章发表在网上，小说并不从工作取材，读者不多。直到2017年，他的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在豆瓣上获得关注，才获得出版机会。
新书出版后，有主办方安排胡安焉与王计兵、范雨素对谈。他提前查了资料，查完之后发现彼此的轨迹各不相同。
1988年，19岁的王计兵踏上远赴沈阳打工的列车，这一年他开始写作。因为2018年日杂店生意下滑，他开始送外卖。2019年，他的《白纸黑字》获得国际微诗大赛金奖。2022年，王计兵写的小诗《赶时间的人》在微博上发布，点击量超过2000万次。这是他写作30余年来第一次为大众所知。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成为“外卖诗人”之前，王计兵已经当了许多年诗人。
范雨素生于1973年，12岁在老家做乡村小学民办教师。如果她不离开老家，一直做下去，能转为正式教师。20岁时，她无法忍受乡村枯燥的日子，开始了“北漂”生活。2014年，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开课，范雨素听了一年，开始写小说《久别重逢》。2017年，“正午故事”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我是范雨素》后，范雨素走红。
“只能说是巧合，对我也好，对王计兵也好，对范雨素也好，都是一个巧合。”胡安焉说，网络的普及的确让他这样的写作者有了被更多人了解的机会。
标 签
在新书分享会的海报上，对范雨素和胡安焉的介绍一致——打工人、写作者，并不是“打工作家”。在《人物》杂志的采访中，范雨素提到一场活动邀请，海报上要写“民间诗人”。她说：“可别这么写，写农民工行吗？”最后，海报上写了“《我是范雨素》的作者”。
这与范雨素的童年经历有关。她的大哥自小想当作家，导致她一听到作家、文学家这种字眼，就像起了湿疹一样害怕，感觉作家就是失败者的象征。范雨素只是想通过写作满足表达欲望，她从不觉得自己是作家，只是“撞大运了”。
胡安焉也不认为自己是“打工作家”，他只是写下了自己的工作经历。他的第二本书签了出版合同，还是以个人经历为主。接下来，他想回到小说写作上，内容不再围绕工作来写。
这并不是个例。
2010年，“打工文学”代表作家王十月凭借《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他将“打工作家”的标签比作身上的胎记，那是他写作的开始。对于这个标签，他不拒绝，也不主动拥抱。“标签”在划定一个清晰界限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作品。
十几年前，作家塞壬抗拒“打工作家”的标签，恨不能将“我写的不是打工文学”贴脑门上。她解释，自己没有打过一天工，写的是“漂泊文学”。2020年，塞壬选择进入工厂体验生活，是因为她感到“颓败、虚空、麻木”，灵魂日渐干枯。当她面对三位打工作家的作品时，丧失了共情能力，无法提笔写下推荐语。塞壬希望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找到生命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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