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杨志军《雪山大地》 雪山大地首先是“人”的精神品格
一个人的历史一定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一个人的情感一定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发展一定是时代发展的一部分。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的那一刻，许多读者对获奖票数最高的《雪山大地》充满了好奇，不少人问这是不是写《藏獒》的那位作家杨志军。多年前，他凭借畅销书《藏獒》长久留在了读者心里，读者期待他能够继续写更多类似的故事。事实上，杨志军始终在创作，只不过并未再写类似《藏獒》的小说，他定居青岛之后，推出了以青岛为背景的小说《潮退无声》《最后的农民工》等新作。就在读者以为他的书写离开了青藏高原的时候，他于去年底交出了厚实的新作《雪山大地》，以半自传的虚构方式，重新回到自己出生、成长的青海草原。
获奖消息传来时，杨志军正在青海行走，一如既往地观察着青藏高原的变化。在他看来，“如果我还想继续描写青藏高原——我的故乡厚土，就得随时发现这些变化，并尽量搞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仿佛是一种暗示，杨志军的文学人生与青藏高原紧密不可分，他将写作视为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一次次向高原发起的攀登冲锋，他曾说道，“我理解的文学是这样的：当你把它当作马拉松赛跑时，它就永远没有止境，当你不想停下，希望继续攀登时，高峰就永远都在前面，不会有真正的登顶，也不会有可以完全停歇的尽头。”
《雪山大地》在杨志军看来正是这样一次攀登之旅，他形容获奖后更多的是一种感恩的心情，“文学是神奇的，你写的是自己独有的生活、独特的感受、独立的认知和表达，却有那么多人认同你、鼓励你、推动你、扶持你，愿意伴你一同前行。所以萦绕内心的情愫里，又多了一种感恩和敬意。”而小说本身，也完成了一次对历史和现实感恩与回报的回望。
杨志军出生于青海西宁，他的父亲作为青年知识分子，当年从西安和志同道合的友人西进定居在西宁，创办了《青海日报》，母亲考入医学院，成为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杨志军曾回忆说，自己从小就看到年年都有西进的人，有的是个人志愿，有的是组织分配，有的是集体搬迁，“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大家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雪山大地》几乎是沿着杨志军从小耳濡目染的父辈故事和记忆在构建情节，作为第一代草原建设者，小说中“我”的父母是“难得消停的人”，数十年来，父亲从科长、校长、牧民再到经理、副州长，团结众人办学校、建医院、盖房子、开公司、修公路、迁新城；母亲从市医院主动来到资源匮乏的县医疗所，再深入麻风病人聚居的生别离山，医者仁心拯救了无数病患。
书写草原追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故事，杨志军意在塑造这样一批引领者、改革者的形象，而首先是要让“局外人”变成“草原人”。小说中的父亲最初于草原生活多年，与草原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并且有了一个藏族人的名字“强巴”。当校长时他为草原带去知识和启蒙，“强巴老师”的名字四处传扬，牧民们把他当作草原上的“神”。改革开放后，强巴办起了沁多贸易公司，动员牧民把牛羊卖出来，由沁多贸易统一运到西宁的市场，换钱来改善牧民的生活。这个举动为草原带去商品经济脱贫致富的观念。杨志军在创作谈中曾提及，他在草原的多年采风采访中观察到，牧民们是“大包干”政策的最大获益者，承包了大片的草场，家里有很多牛羊，有一种喜形于色的富有。但他们的穿着打扮仍然是破破烂烂的，帐房也显得千疮百孔，“究其原因，原来是传统观念在作梗，在牧人的意识里，牛羊就是财富，财富就是牛羊，而且是可以通过繁殖逐年增加的财富，财富是不能随便买卖的。结果是牛羊成了‘不动产’，财富越多越劳累，也就越贫穷。所以一切变化都必须从改变传统观念开始，必须把商品意识根植在牧人的脑海中，让他们明白，如果不能及时把牛羊转换成商品，他们就只能成为牛羊的奴隶。”他塑造的强巴这个人物形象就是在一种改变牧民观念的使命感驱动下，完成了一系列的改革动作。
但《雪山大地》并没有停留于此，杨志军从父辈身上继续往时代深处观察，看到了更于富远大视野的改革观念，那是一种放眼沁多草原未来，追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平衡协调的可持续观念。于是，杨志军让小说中的强巴放弃了所有的生意，接受组织上的任命，担任副州长、副书记的职务，后来又接任了州委书记和州长职务，力主完成一次草原上从未有过的大迁移——按照现代城市的要求和水准重新规划沁多县，建造一座生态城市，让牧民进入城市生活，还原草原优质的生态环境。
上一篇：2023年中国文化馆年会、中国图书馆年会将于9月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