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许多主旋律影片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书写。面对当时中国复杂动荡的时局、黯淡灰暗的前景，《1921》如何营造这种斑驳的社会氛围，如何刻画参差的时代人心，是一项极为艰巨的艺术挑战。因为，影片并不是一部文献纪录片，而是一部故事片，如何保证史实还原得准确与真实，又兼顾艺术的感染力与思想的冲击力，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令人欣喜的是，《1921》迎难而上、另辟蹊径，换一个角度审视过往，让“历史”焕发出新的光彩和意义，并让那些如精神路标一般的伟大先烈，在沧海横流中尽显才华之盛、思想之锐、德行之优、追求之卓。
通过大量影像资料和字幕，《1921》在片头复原了当时中国风云激荡、苦难深重而又思想激变的历史情境，并凸显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困惑、迷茫、抗争与追索。尤其那些参加“五四运动”的年轻人，虽张扬着书生意气和叛逆冲动，但他们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朴素真切的救国抱负，令人动容。可以说，正是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混合了青涩、稚朴，但又执着、坚定的气质，让影片充盈着青春气息，又回荡着古老中国的勃勃生机。
在群像式的人物设置策略中，历史风云下的人物悉数出场，表明了影片回到历史现场的努力，创作者不仅让那些在史册中闪光的名字以鲜活面容再现银幕，还找到了一个恰当视角来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并融入对历史富于个性和新意的诠释。
《1921》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参与召集、组织会议的李达夫妇视点出发，叙述这一“开天辟地”的事件。显然，影片有意识地选择两个亲历者，但又不是聚光灯下的焦点人物，来体现一种历史观照的间离感与穿透力。影片还通过对李达心路历程的勾勒，将个体性的内心成长，汇入时代性的洪流，并以含蓄蕴藉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衷、意义与目标。
李达对妻子王会悟说，他当年抵制日货时，发现用来点燃日货的火柴竟是日本生产的，这让他痛苦又尴尬:“偌大一个中国，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在这双关的话语中，我们触摸到李达内心的起伏。
李达在外国语学社教授“阶级斗争”时，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用斗争的手段，在血与火的战斗中锻造一个新中国。影片中还有个细节，李达赶到印刷厂，请求工人将“百姓”换成“人民”。他说，“百姓”是一个泛指，而“人民”是主人。此外，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会面时，当马林让李达提交中国共产党活动的预算报告时，李达非常敏感地拒绝了，他清楚，中国的路，必须自己走，这是路线问题，原则问题。
通过这几个细节，李达思想的发展脉络异常清晰，他知道革命事业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组织，作为“火种”去点燃燎原之火，这个组织的依托和力量源泉来自于有主人意识的“人民”;而且，这个组织必须扎根于中国大地，必须针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独一无二的思考与探索，不能照搬他人经验，不可能完全听命于外部力量指挥;这个组织所进行的事业，是为他寓所对面的小女孩所指称的下一代创造美好未来，是为了民族的希望与光明。当李达身上思想的光芒，不断朝着理想的光束挺进、腾跃，它将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星星之火，汇聚成漫天遍野的火海，一个新的中国将在烈火中诞生……
通过描画李达的思想轨迹，影片在纷繁的时代背景和众多人物中确立了一个参照系，让李达与其他人物形成彼此映照的关系。例如，毛泽东看到法租界的法国人庆祝国庆时在公园里燃放烟花，他却被阻于公园，作为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被驱逐，不由思绪万千，想起自己幼年反抗父亲，青年反抗湖南军阀的一路经历，对于未来的信念更为澄明和坚定。还有何叔衡，他觉醒的契机，是不满于清朝政府那种封建体系，没有平等、民主可言的秩序，他要创造一个读书人可以“抬头做人”的时代。还有陈独秀，他凭着一腔孤勇去撒呼吁民众觉醒的传单，换来的只是囹圄之苦，还得靠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才得以脱身。于是，陈独秀从俄国革命中意识到，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依靠布尔什维克的有力组织，才能真正变革现实。
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颗热切又真诚的救国之心，他们从自己的亲身遭遇和过往经历中，从对现实的不满中，从单打独斗的自发式反抗中，慢慢找到了思想武器，找到了组织方式。他们将以无与伦比的精神感染力、道德凝聚力和信仰感召力，去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去彻底改变中国。这样，影片不仅从一种生活化的角度，使观众与人物产生直接联系和情绪共鸣，还成功地为多线并进的情节线索找到了提纲挈领的主线。影片不再是纪实性的历史再现，也不是视野受限的微观聚焦，而是用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心境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突出了特殊年代里令人敬仰的“理想”与令人感动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