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温州一家人》《温州两家人》和《温州三家人》的制作横跨13年，分别叙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我国入世、我国入世至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等三个历史阶段温州人民的创业奋斗史，实际上就是在讲述一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其所秉持的家国一体的叙事视角，既具有悠久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众所周知，传统的东方文明其实质就是宗法社会农耕文明，血缘成为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最重要纽带，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本身就说明泛血缘化成为人际互动的重要法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儒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准则和价值判断。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要叙述改革开放的中国故事，透视改革开放孕育地所涌现的温州现象，“家”就成为很好甚至最好的艺术载体与叙事视角。
正如导演孔笙在谈到《温州一家人》创作时所谓的，“这部作品在结构上独树一帜，一家四口离开瑞安之后分成了四条线索，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以及欧洲的意大利、法国、俄罗斯，还涉及到了战时的伊拉克，且四条线索很少交叉。这种结构无论对于拍摄难度和观众收视来讲，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是，由于这一结构能够广泛地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因此为后来的“两家人”和“三家人”所沿用或者化用，形成了“温州家人”三部曲。
剧作叙事的成功，则在于编导在力求“将每一条线索都拍得好看，让每一条线索的故事都成为悬念”的同时，着力透过“一家人”“两家人”和“三家人”这一血缘纽带，强化剧作的情节逻辑和情感呼应，“温州家人”系列剧也因此天然具有了形散神不散的艺术质感与审美魅力。
当然，该系列剧最大的艺术价值，则在于其家国叙事所展现的强烈的现代意义。三部曲的破题，在于主人公周万顺为了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毅然卖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农村老宅，以此让自己的女儿离乡背井，远赴意大利闯荡生活，自己则携带妻子和孩子，到温州去寻找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转型的新商机。此后，《温州两家人》叙述了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面前，中国温州服装商人侯三寿和制鞋企业家黄瑞诚既彼此竞争又互相合作的故事。《温州三家人》则讲述了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叶、潘、林三家人中的年轻人叶子凡、潘小勇、林知夏和曾知秋抢占智能化高地，发展互联网经济，搏击商海的故事。因此，三部曲其实质都是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中展开人物的矛盾关系和命运冲突。
很显然，不论是无意还是有意，“温州家人”系列剧都是以这种“家”的解构和重构，展现了社会转型之后传统血缘性宗法社会的家族关系的瓦解和现代意义的“家”的重生，以及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家庭亲情关系的撕裂感、命运感和沧桑感。如在《温州一家人》中，渴望改变命运的周万顺不仅很难赢得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子女理解，甚至一次次把他们从可能的成功逆转为无路可退的失败谷底，又一次次倔强地力图重新掌握和改写自己和家人的命运。因此，该剧的现实主义意义在于，作品不是简单地复制现实生活的温州故事，而是以一种巨大的创作勇气和艺术力量，深刻地展示出以周万顺为代表的具有原罪意识的个人创业史。编剧高满堂曾经指出，“我创作《温州一家人》的一个初衷，就是要说情说理、有声有色地写小人物，尤其是父亲、母亲、女儿、儿子的故事，借助一个大的背景，用小的视角切入，完成一个小人物、大情怀、大境界的戏剧过程。”“《温州一家人》这个剧本，以一户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四段各具特色的创业路，折射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商人的奋斗历程。这段传奇的故事里，有人是玩命的赌徒，执拗地屡败屡战;有人则选择坚强，擦干眼泪逆风成长;有人经历心灵洗礼，重新定位人生价值;有人想平淡生活，却无心插柳成就事业。《温州一家人》不仅是温州商人的故事，更是一代中国人的创业故事。”以小人物折射大历史，以小家庭体现大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巨变，恰恰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世界奇迹的中国社会的演变史和个人命运的演变史，“温州家人”三部曲也因此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社会进步和个人传奇的时代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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