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篇题为《自诩清贵不凡的魏晋名士，为何会放下身段积极从商？》的文章，收获不错的点击量。这篇文章探讨的核心其实还是出身二字。在中国古代史上，即使选官制度不一样，但出身还是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不少文人因此遭遇坎坷，其经历令人慨叹。
这里的出身主要是指家庭出身，与后世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之类个人科考名号并非一回事。
出身好，按网络流行语来说是相当有排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人任职非常看重出身。门阀士族家庭出身的人，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众所周知，琅邪王氏是当时著名大族。刘禹锡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更是道尽世家大族的家庭兴衰和历史沧桑。
琅邪王氏子弟中有一位王僧达，其高祖就是王导。按《宋书·王僧达传》记载：“僧达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上初践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间，便望宰相”。从此文可了解到，王僧达自认为在当时举世无双，当南朝宋孝武帝刚即位时，他已身居高位，即便如此，他仍希望自己在一两年内能官至宰相。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自信，定下如此高的目标？他自负的乃是“才地”，“才”是指才华，“地”就是指家庭出身了。
王僧达的孙子王融，也继承了祖上的这份骄傲。《南齐书·王融传》记载：“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直中书省，夜叹曰：‘邓禹笑人。’……又叹曰：‘车前无八驺卒，何得称为丈夫！’”王融同样是倚仗“人地”，给自己定下了人生目标：三十岁以内做到三公或宰相那样的大官。他在中书省值夜班，曾禁不住感叹：我现在还籍籍无名，邓禹听说也会笑话我啊！邓禹是东汉开国名将，名列云台二十八将第一位，24岁即获封大司徒，即丞相。还有一次，王融外出，正遇到大船开航浮桥开放，路上到处吵闹嘈杂拥挤不堪，又大发感慨：车前没有八个驺卒喝道，又怎么能称有为的大丈夫！
王融是“竟陵八友”之一。按史书记载，他“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九年，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由此可知，王融确实机智聪敏，文采风流。即便如此，他仍然期望王家世家大族的“人地”为自己加持。可见，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有多么重要。
北京大学教授阎步克在谈到历代选官制度时曾介绍，科举制以考试选官，至少在考试这个环节上，“门第”不起作用。这就给寒门士人提供了一个进身之阶。科举考生、进士群体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展示了强劲的政治竞争力，门阀势力逐渐衰落下去。
阎步克特别提示，不要以为唐代实行科举了，官僚就都是考上来的了。其实相反，唐代官僚大部分出自门荫。宋代依然如此，官僚大部分来自恩荫，而非科举。宋代科举已颇繁荣，科举取士年均360人左右，而恩荫入仕年均500人左右。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评价，宋代“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什么官的子弟从什么官起家，都有明确规定，如宰相的儿子从诸寺丞起家，副宰相的儿子从太祝郎、奉礼郎起家。
从阎步克的论述可见，虽然科举制实行了，但世家大族的门庭声望其实仍然发挥着很大作用。
《唐摭言》记载了几个小故事，可为例证。其中一则说：“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陵轹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三十年，屈声聒人耳。长庆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诏有司追榜放及第。”根据学者考证，这里“长庆”当为“会昌”之误。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顾非熊。顾非熊是大诗人顾况之子，称得上家世显赫。这个顾非熊，口才甚好，能言善辩，又有些趾高气扬，经常调侃那些权贵家的公子哥。这一点自然很不讨人喜欢。于是，在很多场合，他都被那些人合起伙来排挤。顾非熊参加科考三十年，屡屡失意。因此，也有不少人为他叫屈。至唐武宗会昌年间，陈商知贡举。放榜时，顾非熊仍在落榜之列。在皇帝亲自过问下，陈商又重新放榜。这次，顾非熊终于跨过了门槛，榜上有名。值得注意的是，皇帝肯亲自过问，当然与顾非熊的家世直接有关，与顾况直接有关。
从各类文学文艺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有关科举的故事，其中既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满足与狂喜，也有“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的失落与惆怅，还有“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的无奈与痛苦。在这些故事中，文人的命运也或隐或显地与出身之高低贵贱纠缠在一起。
著名文史专家傅璇琮先生在研究唐代科举与文人生活时曾专门写道：“困于科场、久举不第的，大多是朝中无奥援、家中无厚积的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举例，如《金石续编》卷九《大唐故宣州司功参军魏府君墓志铬》记魏邈：“少履文字，贞元初以乡举射策，上省者五六，以贿援兼无，竟不登第。”虽然“称屈者众矣”，但因魏邈既无财行贿，又无路攀援，终未能登第。
根据傅璇琮先生论述，在唐代，如果到长安应试，对那些贫寒家庭出身的读书人来说，昂贵的开销也是难以负担的。他在《唐代科举制度下的文人生活》中说：“长安是大唐帝国的京都，固然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但由于集中居住着皇室、贵戚、大官、豪族、富室、巨贾，生活的奢侈是不容说的了，这也使得生活费用要比其他城市为高，一般地主家庭或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来到京城应举，如果有几次考试落第，面对着昂贵的衣食费用，其景况是不容易处的。有些士人就只好住在长安城的偏僻处，过着半饥寒的生活。”
文中还引用了孙樵的《寓居对》进行说明。孙樵是晚唐比较有名的一位散文家，说起来还是韩愈的再传弟子。按孙樵自叙，他“家本关东，代袭簪缨”，而且“于时以文学见称”。就是这样一位家世显赫、才华横溢的读书人，在未登进士第前，曾长时间寓居长安，并且过了一段苦日子。
关于那段时间的清苦生活，孙樵在《寓居对》中有非常生动的描述：“长安寓居，阖户讽书。悴如冻灰，癯如槁柴，志枯气索，怳怳不乐。一旦有曾识面者，排户入室，咤骇卿卿，且日：惫耶饿耶？何自残耶？对日：樵天付穷骨，宜安守拙，无何提笔入贡士列，抉文倒魄，读书烂舌，十试泽宫，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分离。矧远来关东，橐装销空，一入长安，十年屡穷。长日猛赤，饿肠火迫，满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夜冽，入夜断骨，穴衾败褐，到晓方活。”孙樵在另一篇文章《骂僮志》中写道：“今主远来关东，居长安中，进无所归，居无所依。忿割口食，以就卷轴。冒雨触雪，携出藉谒。所至之门，当关迎嗔”“十年辇下，与穷为期。一岁之间，几日晨炊。饥不饱菜，寒无袭衣。此皆自掇，何怨于时。浪死无成，孰与归耕”。两篇文章足可相互印证。
这些家世不错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寒门寒士的境况可想而知。在史籍中，也能读到许多寒士赶考的故事，最终功成名就皆大欢喜者有之，那些穷困潦倒终不得志者更多。其中，唐代有位叫公乘亿的，出身贫寒，连续考了三十个年头而不中。他在长安待考时，曾患一场大病，被误传已经病死。他的妻子闻知后，骑一头瘦驴，从河北奔波到长安迎丧。在旧社会里，一位贫寒人家的妇女出这样一趟远门，其旅途之艰辛，不必多说大家也能猜得到。结果，在长安，公乘亿出门送客，正好与寻访到此的妻子相遇。两人因为阔别太久，互相只是看着面熟，却不敢立刻相认。经过一番询问，才确认了对方身份。公乘亿见妻子穿着丧服，大致猜出了原因。二人百感交集，“相持而泣”。之后不久，公乘亿登第中了进士。这个故事前半部分悲苦，读来令人潸然泪下；后半部分拨云见日，总算让人如释重负。大团圆的结局，确实皆大欢喜。但这毕竟不是常态，而且属于非常罕见的情况。从科考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考生是悲剧性收场。虽然读书人中的绝大多数能预知自己的结局，但还是要奋不顾身地冲过去，毕竟如果成功了，自己的命运会颠覆性地改变，后代也会受益无穷，可以确定的是后代会因此有了个好出身。
南宋戴复古在《题吴熙仲云萍录》诗中写道：“家在蓬莱海上居，出身履历一时无。姓名羞上云萍录，本是烟波一钓徒。”诗中提到的“云萍录”，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具有名录性质的书簿，其功能大约类似于今天的“微信群”或“QQ群”之类，被士人尤其是游士用于构建社交网络、获取社会资源，以为自己寻找更好的进身之道。像“出身履历一时无”的寒士戴复古们，在谋取功名的过程中，利用“云萍录”弥补出身低微的不利影响，确实是一个很有效又不失体面的好办法。别人更关注的，恐怕还是希望这些人不要失掉“本是烟波一钓徒”的书生意气、文人骨气与洒脱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