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记载,城濮之战前夕,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预感此战意义重大,因此,在出征前他与群臣慎重讨论三军元帅人选。
这时,老臣赵衰推荐了郤縠,他的理由是,此人“说礼乐而敦诗书”,即“喜爱礼乐,笃好诗书”。这是因为,礼乐是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喜欢礼乐的人道德就好;诗书是政治经验的宝库,熟读诗书就有学问、有智慧。则诗书礼乐赋予了郤縠作为军事将领最重要的两项素质:忠诚与谋略。
就这样,郤縠成了晋国的首任三军元帅。从此,汉语中有了“诗书元帅”这个成语,当我们提起周瑜、诸葛亮这样的杰出儒将时,往往称之为诗书元帅。
人们常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传统源远流长,那么,《诗经》就是这一传统的总源头。两三千年来,它始终陶冶、教化着一代代中国人,塑造着我们的语言、思维和价值观。
人们把读书多、有学问叫作“满腹诗书”“饱读诗书”,这里的“诗书”二字并不是泛指诗歌和书籍,而是特指《诗经》和《尚书》。人们称品位高雅、富有情趣为“风雅”,将故作高雅称为“附庸风雅”,“风雅”原指《诗经》中的国风和大、小雅,它们是《诗经》的主体内容,代表着端正的价值观和纯正的审美品位。可见,《诗经》的因子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语言,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思维。
通过《诗经》进行的教化,称为“诗教”,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诗教”传统的奠立伴随着中华文明命运的起伏跌宕,是一段继承与创新并重的艰辛历程,回顾这段历史,至今仍对我们富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在“诗教”传统的奠立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便是孔子。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的鲁国,在他以前,贵族还是主要的从政阶层,“诗书”还是贵族阶层的主要教养。
城濮之战发生在孔子出生前七八十年,它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郤縠所喜爱的“诗书礼乐”就是当时贵族阶层的普遍教养,从西周到东周前期的三四百年间,王家官办教育就是用“诗书礼乐”来教育贵族子弟的。
像郤縠这样纯熟掌握诗书礼乐的人便足以担任三军元帅,是因为这些内容就是当时高等教育的主要科目,郤縠就是当时的“学霸”。“诗书礼乐”全面、立体的教育体系,代表了中华民族三千年前极高的文明水平和政治智慧。
情况到孔子时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那些古老的贵族世家不再重视教育,贵族子弟日益不学无术,东周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出现了停滞,原本西周以来比较完善的官办教育体系迅速走向瓦解。
孔子曾对弟子们讲过一段话:“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这七句话讲出了八个人的去向,以太师挚为首的鲁国宫廷音乐家四散飘零,流落到了齐、秦、楚、蔡等国,实际说明了鲁国音乐人才的流失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太师及其属官不仅负责给天子、诸侯的政治活动和休闲生活提供背景音乐,而且他们还掌管着贵族子弟的礼仪、音乐教育,教少年贵族们歌唱、舞蹈、演练礼仪,以及培养官方音乐机构的后备人才,即下一代乐师。他们传授音乐所用的歌词,就是后来《诗经》的前身,当时仅是一首一首的“诗”,就叫“诗”,后来整理成独立完整的著作,便是后人所说的《诗经》。
因此,以太师为首的乐官们不仅是宫廷音乐家,也是当时国家教育机构的教师。比如孔子提到的跑到沿海地区的击磬襄,就是孔子的老师,孔子跟他学会了弹琴和击磬。后来,孔子年长以后到了卫国,日子过得不顺心了,就击磬消遣,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可是,到孔子晚年,随着世道的变乱,国家也不重视文教,这些优秀的乐师渐渐边缘化而至于失业,纷纷外逃。
从孔子出生之前精通“诗书礼乐”就足以担任元帅,到传授“诗书礼乐”的教师都自身难保,原本官方的礼乐教化队伍风流云散,漂泊天涯海角,这种现象代表着西周以来的文教制度正在瓦解,用一句后来人们熟悉的话讲,就是“礼崩乐坏”。而这,也就构成了孔子开创自己文教事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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